蔣偉平：半巖花雨落毿毿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攷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徐曦《東坡詩註劄記》徵引典籍、諟正文字，發明蘇軾本意，正是章學誠所謂“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

一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通論讀書》有“讀書宜求善本”條：“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刪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註。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然而，欲求善本，談何容易。即以蘇軾詩註而言，古往今來，闡幽抉微者何止百千？宋時已有四註、五註、八註、十註乃至百家註和《施註》。到了清朝，更有馮應榴、王文誥、查慎行、翁方綱、紀昀諸人，或合註、或集成、或補註、或點評，洋洋大觀。趙堯卿、王十朋輩姑且不論，作《施註》的施元之亦非等閒，葉德輝《書林清話》記他主持刊印多種典籍，陸遊讚他“絕識博學名天下”。馮應榴、王文誥、查慎行更是學養富贍，翁方綱、紀昀還曾主持一時風流，天下學子仰之如山。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雖然，蘇軾詩註猶未至善。一則，天下書不能盡讀，學問總有不到的地方。二則，盛名之下，往往逞才使氣，未免英雄欺人。三則，大凡學問，後出轉精。
　　相比於前賢的煌煌巨著和時賢的等身之作，徐曦的《東坡詩註劄記》薄薄不足二百頁。但展卷伏讀，非獨時賢有望塵之慨，就是起王、馮、查、紀於地下，恐怕也要汗涔涔然。施元之、馮應榴、查慎行等註蘇詩好引佛經，貌似博雅，其實多有穿鑿。或未覈原典，徑引辭書；或訛字漏詞，錯點句讀。乃至張冠李戴，以“聖者”釋“真人”；漫不經心，隨口妄稱釋典。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徐曦於書無所不讀，四部之外，尤其長於內典和道書。正因為有這樣的才情，徐曦在《劄記》中攷索群書，鉤沉故實，為查慎行等一一指謬。海寧查氏，人稱初白先生。早年受教於黃宗羲，又得朱彝尊賞識、提攜，為朱彝尊後東南詩壇領袖。初白先生一生坎坷，“國恤張樂”後改名“慎行”，取“謹言慎行”之意。奈何示人以短，英雄欺人，作此魯莽之事？倘先生九泉有知，其或悔之有餘矣。
　　顧炎武說：“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明人重刻趙明誠《金石錄》，序文末記上“壯月”兩字，《爾雅·釋天》云：“八月為壯。”校者不讀《爾雅》，大膽改為“牡丹”，鬧出大笑話。正因為校書之難，所以，邢邵“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後來顧廣圻取“思適”為齋名，恐怕就是提醒自己校書絕非易事。妄下雌黃，盜名欺世，須防他日有後生如徐曦者！

二

　　誠如薛金煒先生序中所言，《東坡詩註劄記》於“諸家註釋凡虛應敷衍、錯引生造處一一糾謬指誤，洵為古人諍友”。其實，《劄記》非但讓蘇軾詩意頓還舊觀，而且於蘇詩版本研究大有裨益，因此也是今人良友。
　　《劄記》為宋人施元之指紕幾近百條。《次韻和王鞏六首·其四》“回光照此身”句，施元之註云：“《廣燈錄》：古德云：若能回光返照、直下承當，則千足萬足。”徐曦攷證，《天聖廣燈錄》“回光返照”凡五見、“直下承當”僅見於《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清禪師》，“千足萬足”分別見於《祖堂集》和《景德傳燈錄》。“回光返照”“直下承當”連辭，則載於《盤山了宗禪師語錄》，“直下承當”“千足萬足”連辭，見諸《三山來禪師語錄·小參》。但盤山了宗禪師和三山來禪師都生於明季，宋代的施元之如何可以預知五百年後的大德語錄？
　　因內典未見綴輯“回光返照”“直下承當”“千足萬足”三詞成文者，徐曦判斷所謂“古德云”者，當是“糅合宋時禪家習語而成”。應該說，徐曦的結論完全準確，特別是他拈出的兩條明末清初禪師語錄，與宋犖等竄改施元之《註東坡先生詩》，正可相互印證。
　　宋犖號漫堂，是清初名臣，收藏《韓熙載夜宴圖》等歷代劇跡甚夥，傳世的各種書法名畫上，常可見“商丘宋犖審定真跡”的鈐印。相比於書畫收藏，“詩人”才是宋犖的“人設”。他酷嗜蘇軾詩文，甚至因為在黃州等地任過職，隱隱以蘇軾後身自居。康熙年間，宋犖得到宋嘉泰刻本施元之《註東坡先生詩》後，喜不自勝，囑門客邵長蘅等刊刻印行，這就是著名的《施註蘇詩》。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邵長蘅等竟將施元之原註割裂補綴，遂致面目全非。據潘祖蔭、繆荃孫攷證，《施註蘇詩》除宋刻原書缺失的十二卷及序目，“餘註無不增刪，有舊有註而今無者，有舊有註而今易之者，有舊註短而引申之者，有改易書名者——幾幾無一完篇。”（《藝風堂再續藏書記》）。結合徐曦《劄記》拈出的兩條明末清初禪師語錄，“糅合宋時禪家習語”的，極有可能就是顧嗣立、邵長蘅、宋至輩。因為施氏固然無法預知後世禪師的語錄，但顧、邵、宋諸人還是可以看得到的。而《劄記》指出的近百條施註謬誤，或許很大一部分已非施元之原話了。好在施元之《註東坡先生詩》宋刻原本尚在人間，他日有緣，徐曦不妨一校長短。
　　康熙己卯宋漫堂刻《施註蘇詩》，主事者為毗陵邵長蘅、長洲顧嗣立及宋犖的兒子宋至。子湘先生工於詩文，為王士禛、汪琬所稱。客遊京師，與施閏章、汪琬、陳維崧、朱彝尊等相過從，於喁疊唱。顧俠君“愛客常儲千日酒，讀書曾破萬黃金”（《四十生日自述詩》），於愛新覺羅·玄燁南巡時進所撰《元詩選》。因宋犖推薦，召試行在。宋至亦非井底之蛙，今天所能看到的法書名畫上宋犖的題跋，多半是宋犖讓宋至代筆。這樣一批名流，何以肆無忌憚地篡改施註？是師心自用還是遊戲人生？抑或別有隱情？藝風老人嗤為“明代刻書之故態”，或許只是原因之一。期待徐曦有更多的發明，以決此疑。

三

　　相比於同齡人，徐曦算得上是“逆行者”。有人鮮衣怒馬，他則隨遇而安；有人秉燭夜遊，他則挑燈夜讀；有人視校勘為畏途，他則兀兀窮年不改其樂。
　　“逆行”是需要底氣的。徐曦的底氣，來自滿腹經綸。他不僅能讀書，而且善讀書，不僅能讀有字之書，而且能讀無字之書，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劄記》中引了一段程頤描述當時學人讀《論語》的眾生相，耐人尋味：“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謂“不會讀書”輩“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能讀書的，未必是知識人；有知識的，未必有真學問。
　　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中說了一件事：王國維應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後，還拖著一根小辮子。夫人勸說：“來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甚麼？”他回答：“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做甚麼？”當年看書到這裏，會心一笑：這一條，完全可入《世說新語》嘛。今天看來，以王國維的淵雅淹博和才智識見，又怎麼會斤斤乎一條辮子？他內心堅守的，是中華文化的終極價值，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國維是那個時代孤獨的“逆行者”。
　　在現代社會中，真正的學者是一種“稀有動物”，他們做的事既沒人懂也沒人關心。在很多時候，學問與世俗的功利是相對立的。不是說做學問必須完全超越現實生活、不食人間煙火，但如果對功名利祿甘之如飴，那麼離學問必然會越來越遠。李颙說：“一切世味淡得下，方於道味親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夾雜，則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厭，非知道者其孰能之？”（《四書反身錄》）古今中外，學術、學問之路必定寂寞而艱辛，學人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沒有這份內心的堅守，終將隨波逐流而歸於空疏。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蘇軾以花自況、借花抒懷，寄寓無限感喟。作為異代知音，徐曦一定還有很多話要說，其於蘇軾，撰述或將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