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闸及周边的“集”与“节”

我们这里把“集”称为“落”，赶集叫“到落上去”。

吕墅桥的“落”似乎是周边村庄最大的集，总记得奶奶问：明天是吕墅桥落上了吧？爸爸拿出日历翻翻，回答是的。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出门了，总在午饭前回来，带回家里需要的东西，有时是一只小猪，有时是一窝小鸡，有时是白菜籽、茄棵（茄子秧），或者是草帽、簸箕、篮子、扇子、淘米篓子。爸爸还买过好几根扁担，还有洗锅碗用的竹刷子。总之，爸爸买回的基本都是所谓生产资料，从来不给我买吃的。有一次，爸爸从落上回来，递给我三个苹果。我还没来得及接过苹果，就听他说：“苹果皮别扔，留着药老鼠。”原来家里老鼠横行，已经把囤粮食的“窝子”（篾做的围席，囤积粮食时围在盘篮上，就成了一个囤）咬破了，爸爸就从落上买了老鼠药回来。我沾老鼠的光，吃上了爸爸买的苹果。

那时候，吕墅桥每月农历逢五、逢十都是“落”，但可买的东西也有季节性和“地域性”，所以爸爸除了光顾吕墅桥的“落”，还会去薛家桥、小新桥、安家舍等地方的“落”，在不同的“落上”买回需要的东西。但似乎从不去卖东西。我记忆里爸爸唯一拿去卖的东西是家里养大了的猪。猪只要拿到新闸街上的“落上”去卖，那一天应该是专门的猪市，新闸于1980年7月起，开设苗猪贸易市场，每月农历逢三、九交易。各家养大的猪也在这里交售给国家。到那一天，满村都是猪叫声，好多人家都捆了猪去卖，最先的卖猪方式是将猪捆好，放在“土筛”里，两人抬着或轮流挑着去卖，后来就有了板车。我妈妈在厂里上班，家里很早就买了自行车，我家卖猪是用自行车推着去，先在自行车后的书包架上绑上一块木板，把猪捆了搁在板上，妈妈在前面推车，爸爸在后面扶着。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在去卖猪的路上吵起来了，爸爸一气之下扭头就走，他总以为妈妈会叫住他，没想到心性犟硬的妈妈一声没吭，一个人将猪运到了新闸落上卖掉了。后来说起这事，爸爸总是忍不住地笑：“你娘厉害佬！一个人能将一只猪弄到落上的！”如今新闸也有“落”，每月的1、6号，地点在侨发菜市场里。这里离爸爸住的地方不远，爸爸已年过七旬，身体硬朗，他仍然会去赶各处的落，但基本看的多，什么也不买，是真的没有购买的需要了——十年前，老家已拆迁，没有了可种的田，爸爸也无需购买相应的生产资料了。

关于这个“LUO”（去声）字到底怎么写，我尚未找到文字记载。写成“落”，是经人指点，他解释说，“集”是人们进行物品交易的地方，最初是附近各村的人将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拿出去交易，得有个公共的场所，形象地说，就是首先得有个落脚之处，故应写作“落”。写作本文时，我正阅读萧公权先生的著作《中国乡村》，书中集多种史料证实，中国最早的“集”“场”最初都在桥上举行。这也不难理解，在更久远的年代，人们运送物资的主要方式是漕运，桥，连接大河两岸，既是两岸人往来的必经之路，人流量大自不必说，南来北往的船运来物品，停泊在桥边，也便于将物品送上桥去交换。如此推断，这个“LUO”写作“陆”，大概也不错。吕墅桥的“LUO”写作“陆”，似乎证据凿凿。此桥横跨德胜河，德胜河南通京杭大运河、北接长江，周边又有数条小河与之相连，成为贯通新闸水域的一大干流。吕墅桥“LUO上”那天，人们将售卖的物品从桥上铺展至桥两岸的人家门口，又渐渐侵入了与桥面连接的主干道，由此，“LUO上”当日上午，以吕墅桥为中心，德胜河两岸各自形成了三条拥堵的街。

关于“落上”的热闹，老辈人嘴里有句俗语可谓生动写照：“活着就去落上乐乐，死了便到七吃吃”。乡村的“落上”（或“陆上”）显然也由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演变成一个节日，除了卖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也有卖吃的、卖衣物的、卖小玩意儿的。渐渐地也有了专门的“赶落的”人，他们是乡村最早一批游走的小贩，平时里走街串巷、挨村售卖商品，逢到有“落”，就去摆摊。我有一个姨，是我姨婆的女儿，家在江阴磺土，从事的就是这个行当。我至今记得她的样子，长得敦敦实实，皮肤黝黑，夏天戴一顶白色宽沿布帽子，每次到附近来赶落，都到我家停留，性格开朗，能说会道。

我们这里的农村，比“落上”更热闹的日子是“做节”。这个“zuo”(阴平)字怎么写，我也没有把握，写作“做”或“筑”，大概都不错。“做节”就是在某年中固定的某一天，某个地方的每个村都当“节”来过，家家户户都要请客。有客人来，某地的人数激增，便自然形成一个“节场”，摆摊的、叫卖的、讨价还价的，人来人往、嘈杂声声，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落上”。但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落上”一般从清晨到午饭前结束，所以到“落上”去要赶早，去晚了，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或者只剩下次品了，挑选的余地大打折扣；“节场”一般从上午九点开始，主要的销售对象是来这里的客人，到主人家去吃饭，总要买点水果、糕点之类的，而主人家虽然已提前备好了菜，但难免也有疏漏之处，便临时到这里添点菜，于是就有了买卖人。

我们家附近村子是在每年正月十六这天“做节”，所谓“拜年拜到年十六。”一般地方过了正月十五，一个“年”就算过完了；在我们这里，以十六为“年”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做节”其实也就是各家请吃“年饭”。我家每年的正月十六都“做节”，菜是从年前就要开始准备的。爸爸要到如今吾悦广场那里的表场去几趟的，买回鱼、牛肉、鸭、腐竹、豆芽菜等，猪肉和鸡是不用买了，年前早已杀了年猪，肉都腌好了，扣肉也做好了；小年夜祭祖会用到一只公鸡，这只鸡也是要留到正月十六才会吃的。木耳、香菇会提前两天泡发，我那几天的工作就是清洗木耳、香菇，把放在柜子里一年来没用过的碗、碟、酒杯、调羹搬出来，一样一样清洗干净。正月十六那天，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老亲戚（爷爷奶奶的姐妹及他们的子女）一般来吃午饭，舅舅一家、阿姨一家、三个姑姑、哥哥的寄爹、我妈厂里的同事一般都是晚上来，晚饭的菜也要相对丰盛一些。每次“做节”都由我妈掌勺，我妈每次必做一道菜：炒雪冬，也就是雪菜炒冬笋片，妈妈说：这菜鲜灵啊！

在我小的时候，村里也不是家家都请客，请客的也限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但村民们私下也会议论，说某某家小气，一年到头也不请个人来吃饭。对各家的菜也会有比较，所以各家都会把年上最好的菜留到这一天吃。我们家的一碗扣肉，年前就做好了，奶奶天天拿出来“回火”——放进饭锅里蒸一蒸，这样处理了就不会坏了，可以留到“做节”这天吃。农村保存熟食的方法实在有限，基本就是摆放在蒸笼里，白天放在家里阴凉的角落，晚上就移到明堂。这样原始的保鲜方式，自是不可靠的。记得有一年，爸爸早些时候买回来的卤牛肉，端上桌的时候，已经长毛了，只好丢进猪食桶。爸爸懊恼不已，后悔不该买那么早，既心疼又觉得丢了面子。我爸妈都是好面子的人，所以为这个“节”，要花不少钱，爸爸各处去采买的也特别勤快，表场、小河沿、机械新村，一趟趟地跑，乐此不疲。我们村在“做节”这天最有面子的要数村口的金荣家了，他们家的亲戚都是城里人，穿着体面，讲的都是城里话，带来礼物的是精致的裱花蛋糕。金荣家的菜也考究，专门请了厨师来烧，厨师还要来“做隔夜”，在门外生起火，厨师自制的铁皮桶炉子不断往外喷着火舌，上面叠起几层蒸笼，呼呼往外喷着热气，也是馋煞人的香气。旁边一群人在处理鱼、鸡鸭、内脏，忙的不亦乐乎。

我外婆家在清明这一天“做节”。清明这天“做节”的地方很多，吕墅桥也是一大中心。外婆家这里并没有形成“节场”，所以吃过饭，大家都会骑自行车去吕墅桥玩。这一天的吕墅桥比哪一个“落上”都热闹，卖东西的摊子绵延两三里地。不记得在吕墅桥的节场上买过什么了，只有满眼的人，鼎沸之声，今日犹在耳畔。

记忆里最深刻的节场是在今天的花园新村。每年农历的三月十八，小茅山“做节”。那一年我还没上小学，作为双职工的阿姨姨夫已经分得了在花园新村的公房，虽然住的是“劈户”，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屋子了，所以常常把我带去玩。那一次正赶上小茅山“做节”，来摆摊的人特别多，挤满了现在的怀德路花园新村那一段的路面，车根本不能走，人都在挤着过。记得阿姨一眼看中了一把伞，问我要不要。我直点头，那是怎样难挡诱惑的一把伞啊！布料，长柄，明亮的黄色，上面有星星点点的红色小花。阿姨当即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挤进了人群，一会儿便高举一把伞退了出来，嘴里还在喊着：“轧煞个列，钞票还没付完……”这把伞我一直用到小学二年级，伞面明亮的黄色已褪去，伞骨上爬满了红锈，而街上开始流行折叠伞了。

    提起吕墅桥，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实在是一次创伤记忆。在我七岁那年，临近春节，被隔壁二伯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带到吕墅桥边的一家理发店，花费一元钱，烫了一头卷发。我们上午去，到傍晚才回。我妈妈对堂姐发了火，责怪她不该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后来的几天，我也饱尝了烫发之痛。睡觉起来，那满头的卷儿缠绕在一起，经妈妈手中的梳子一扯，真有切肤之痛，我哇哇大哭，对美的渴念也被彻底撕裂，几天后便心甘情愿让妈妈用剪刀将满头卷剪了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