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大同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大同世界

江西南昌有小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命名寓暗讽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明五千年，一直以“大同”作为理想社会的追求。《礼记･礼运》中这样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老子、孔子到孙中山，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到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理论的倡导和实行，都充分证明了实现大同社会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西方社会的乌托邦和中国社会的大同社会是同一概念。

乌托邦（Utopia）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引申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原提出者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无论是西方的乌托邦，还是东方的大同社会，其共同点是必须实行公有制，私有制是罪恶的渊薮。

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化发展，相互之间融合、一体化，使人类社会走向互助、合理、繁荣的新阶段。大同社会本于自然社会观的历史社会表达，自然社会观是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统一关系的学说。曾有位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我们的社会与现代物理学所包含的世界观并不一致，它没有反映出我们在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协调的相互关系。按此认识则现代物理学与东方文化殊途同归，都要求一个依法自然系统性及系统关系的协调统一的社会，而要达到这种关系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我们整个文明能否生存下去也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进行这种变革，它最终取决于采纳东方态度的能力，有体验统一自然和协调生活的艺术。今天综观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调整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转换思维，开创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同文明，这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文明之路。

大同就是关于人、自然、社会的和合。人类在这个地球世界已经无可辩驳的成为了主导，没有必要以征服对立的态度对待这一生存环境，在这一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必须以文明和谐的态度发展我们自身。和谐化是人类社会高级阶段的必需，部落社会时人与自然融合、统一的，但更多的是人的生命本能意义上的，大同社会人类将以人的生命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因此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意义，它并非单一或一致的行为模式，它应该是一种系统和谐的秩序，建立一个有秩序、有组织地进行创造、发展的社会，是大同社会的内涵。我们可以把这种秩序称之为礼制法制。

大同社会是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只有礼制才能倡导和谐的社会关系并体现这一关系，所以礼制是一个自觉文明和谐社会必须的制度。虽然礼运而大同，但作为历史观，大同社会的一般社会关系可称为公营制，但公营制与礼制无矛盾并且一致，公营制具有礼制的意义。礼制本是人伦，而人伦推广又何尝不是人事，历史社会的人事内涵意义可以不同，而礼制的社会功能一直存在。从人类社会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实质内涵上而言，历史的发展可以不同，历史的认识可以不同，但礼制社会始终存在。同时从事实考察，礼法一贯交融，互为其根、互为其用，相互缺一不可。礼制法制是文明社会之据，是大同社会之根。礼制是道德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法制是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制度。二者的和谐结合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小道之行也，天下为私。施行大道，实行公有制，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大同社会；施行小道，即实行私有制，这是人类的没落之途。私有制最大的缺陷在于，将逐利作为人类的唯一动机，让人类的目标从属于市场的逻辑。私有制导致人类自戕、自虐、自囚，互伤、互害、互灭，最终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把生存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让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陷入混乱，最终让人类走向不归路。

中国，五千年文明绵延，沿着公有制的大道，勤勉自励，协和万邦，必定会为世界文明和合、人类繁荣幸福作出巨大贡献。当下的公私共存，只是大潮流下的一个小回旋，一定的阶段过去，还必将浩荡东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