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不能丢
我们的先贤们通过千百年来承传和发展创造的带有中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创作特征鲜明的艺术作品才应称之为中国画(古人称为图画、绘画,今人称为国画或中国画、水墨画),这是国画最基本的特点,并不是中国人画的画都是国画,中国历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所形成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绘画材质及创作特征等等在今天的创作实践中不能丢失,失去了这些带有民族文化元素的就不能称之为国画了。历代画家各有各的面貌和特点,并且一直在承传中发展着、变革着。
傅抱石《陕北风光》,《傅抱石全集》广西美术出版社
今友人在读了我的《与友论艺之一——内容决定形式》一文后,提问于我:你的观点是不是沿袭了徐悲鸿先生的观点?是不是在创作中不需要传统绘画技法?
徐悲鸿作品,江苏美术馆藏
对徐悲鸿的作品不敢妄评,但吴冠中曾批评徐悲鸿为美盲,余认为徐悲鸿是技术工,但不是优秀的技术工。余之观点不同于徐悲鸿之观点,中国文化历来都能包容不同文化的,国画创作中可以吸收西画的元素为我所用,将适合的西画元素融入国画中,促进创作技法的多样性,而不是用西画手法来改造中国绘画。极力反对徐悲鸿以西画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反对徐悲鸿推广的美术教育方法。
徐悲鸿《鸡》,作品选“徐悲鸿彩墨画集”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余十多年前曾经提出看法,徐氏把西方已经没落的古典艺术观念带回中国,并将西方没落的院体派观念在中国极力推广,完全排斥西方现代美术理念,极力排挤有西方现代主义理念的林风眠、吴冠中等,挤压黄宾虹、打击刘海粟等,并且徐氏将西方保守的、陈旧的古典美术理念和技术在大专院校的教育中极力推广和实践,打压甚至取缔中国传统绘画的教育课程。
刘海粟《黄山百丈泉》,江苏美术馆藏
徐氏所谓的“改良中国画”彻底否定了国画的民族性,阻碍了国画的发展,致使国画艺术的发展滞停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这种程式化、机械化、模式化的教育方法和要求还在大专院校中继续着。
林风眠《林》,江苏美术馆藏
那么友人提问的“国画创作中是不是不需要传统技法了呢?”笔墨功底是一个画家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要求,优秀的笔墨之法不是可以更好的表现其内容吗?
黄宾虹《黄宾虹浑厚华滋的山水画》,浙江人民出版社
我在《与友论艺之一》一文中说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技法不重要了而不是不要了,运用传统技法,不是在创作中直接重复古人的技术,而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将优秀的传统技法,转化为我自己的笔法和墨法,保留优秀的传统笔法墨法之理念,转化为自由的、随心所欲的、能够为内容服务的、不固定形状的、浓淡深浅的笔触,为完成作品内容的需要而运用,不追求古人的笔触外形和技术要求,而是用传统的水和墨灵活运用,不流程式、不复制式的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并将其发展、求变。传统的笔和墨应是我的工具,我是笔和墨的主人,传统技法绝对不是我的主人,绝对不能被传统笔墨技法捆住手脚,传统的技法不是标准,更不是计量器。
吴冠中《丛林雪山》,江苏美术馆藏
学习和临摹国画传统很重要,但绝不能死搬硬套般的去学习,要有选择、有适应的灵活临摹,不是临的越像越好。清“四王”为了摹仿古人,提出的口号是“血战宋元”(指宋代画家和元代画家,下文同),结果技法学得非常好,甚至超过了宋元之人,但失去了宋元绘画中的灵气,更没有了宋元先贤的思想和情感,宋元画家所表现的带有思想感情的灵活性的笔墨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四王”把宋元灵活多变的笔墨具象化,规矩化了,死搬硬套,只有良好的技术,失去了内容。
谢稚柳《百年稚柳,纪念谢稚柳诞辰100周年书画特辑》文物出版社
八十年代初,谢稚柳先生曾感叹说:“我是学石涛的,傅抱石也是学石涛的,我学石涛比傅抱石学石涛学得好、学得精,傅抱石学石涛没有学像,结果现在反而是傅抱石比我的影响大,后来总结发现,傅抱石没有完全的去摹仿石涛,而是学习掌握石涛的创作理念和灵活的笔法和墨法,而我是完全的临摹石涛一笔一划,太像了,始终放不开。”这个感叹耐人寻味啊!
张文俊《清泉石上流》,殷南柱藏
很多人跟我讨论过中国画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认为中国画没有古意不高,余认为中国画不新不高,立新者生;一味追求古意者不高,复古者亡。当代伟大的画家张文俊教授曾为我题过二句话:笔墨当随时代则活;笔墨反映生活则新。
傅二石《秋山夕照》,《中国当代名画家傅二石》,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一个画家不能把自然生活中感受到的东西搬到低上,而是把古人的笔墨皴法在纸上移来移去,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画家。1943年黄宾虹致傅雷信函中也谈到:画有民族性,虽因时代改变其外貌,其精神不移。国画的民族性不能丢,但国画的民族性必须有发展、有突破,所以在创作实践中要不断创新、求变,优秀的笔墨之法,能更好地为内容服务,但不能用古人的笔墨形式作为标准,对号入座,这样只能是作茧自缚。
殷南柱
2020年3月29日于慎斋
殷南柱《壶口》
殷南柱《陕北高秋话靖边》
殷南柱《种瓜得瓜》
殷南柱《乡间田野油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