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惜阴堂史话【三】

陈平   惜阴堂史话【三】

。解放后惜阴堂被工厂佔用，原来的房子均被改造，所以当年的惜阴堂已不复存在了，老杨此言让我恍然大悟，所以也就没再细问下去。不过听我提到他曾外祖公赵凤昌，老杨情绪振奋了。

古人言，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大不相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多数英雄资质平庸侥幸乘势而起，不久便销声匿迹，想起十年动乱期间，类似英雄屡见不鲜，结果成为……其实真正造时势的英雄，稀若凤毛麟角。 譬如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里，住着一位老人叫赵风昌，平常他深居简出，但南北要人却趋之若鹜，“惜阴堂”成了名流荟萃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密谋而成。

赵凤昌（1856-1938），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深得信赖，曾参与谋划“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与政界人物，尤其是江浙名流来往密切，其居所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得以参与机密，出谋划策，在民国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幕僚出身的赵凤昌，因为平常非常注意保存来往函电、文稿，所以为后人留下价值连城的“赵凤昌藏札”计109册36函2729通（件），如今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充分佐证他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方策士。据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他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地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

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冯耿光一听恍然大悟。

1856年出生的赵凤昌，小时因为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只能去当地一家钱庄学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银钱。他人很机警，因为家贫，有一次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的停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这位姓朱的很有钱，就对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不是当伙计的材料，你最好还是去读书，才有希望上进。赵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您推荐一份工作给我做吧，您家里店铺很多，我只想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而且不由分说还就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

翻开清史，发现朝庭常把一些坏的东西规范起来，让它称为合法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如卖官鬻爵，这本来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虽然许多朝代都有卖官的事情发生，但像清朝这样，用各种办法将它规范合法的，也是少见。清朝户部里还设有一个捐纳房的衙门，专门处理买卖官职的事情。卖官鬻爵的初衷本意，倒不是完全是坏的。这个举动原本是为了弥补国库亏空，无奈之下的举动。清朝最初卖官，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清朝又规定，京官中大学士、尚书、侍郎这些职位不能出售。地方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不得出售。这些职位极为重要，所任用的除了需要有一定才干，更是皇帝信任的大臣。买官自然不可能不能出售这种职位。不过，对于其他官职，清朝倒是给出了规定价格。《清光绪会典事例》中记载，康熙七年规定，如果是现任文武官员，捐两千两银子，或者二千石大米，可以在现有级别上再加一级。如果是捐500两白银，或一千石大米的，记录两次。捐250两白银，或500石大米的，记录一次。到达一定额度后，官阶可以升级。进士、举人、贡生都采取同样的办法。

　　如果是秀才，捐银二百两，或六百石大米的，可以到国子监读书。汉族官员中，如果没有科举出身的，捐同样额度的财物，也可以到国子监读书。国子监是清朝最高学府，对学子而言，到国子监读书后，通过国子监考试，就有了科举正途，将来可以有机会入翰林院。做官时，可以选择官职也更多些。要是一般的有钱人，捐三百两银子，或六百石大米，可以获得九品顶戴。捐四百两银子或八百石大米，可以获得八品顶戴；八、九品都是不入流的小官。

　　大概就是县丞、主簿、钦天监博士这样的职位。不过，即便是这种不入流的小官，也不是都能获得实际职位。很多人捐官虽然获得顶戴，却极少可以获得实际职位。

　　这些人缴纳财物后，就会从户部取得一张执照。只有获得这张执照，才可以取得监生执照。即便不到国子监读书，也能像普通学子那样，获得监生身份。将来凭着这些执照，可以到吏部参加选拔，这也是他们将来上任时的凭证。

　　康熙七年定这个规定，主要是因为当时四方战乱，国库缺钱。但是，这个规定，在清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大体是这个价格。有些时候，遇到国库实在没钱，朝廷也会降价。咸丰年间，买一个监生的身份，只需88两白银。也是从咸丰年间开始，清朝对卖官捐官的情况，愈演愈烈。朝廷为了避讳自己卖官鬻爵的事情，常会给这些官员加上“钦加”“特授”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