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砸锅党的前世

中国公知砸锅党的前世

如果把海外辱华的“香蕉”华人叫跟屁甩锅党，那么方方等在国内天天喊中国这不好那不行者，就是公知砸锅党。那些拥护普世价值的常州人别对号入座，更没必要生气，就与跟屁甩锅党的关联性和影响力比较，他们虽然也想砸锅，但还不具备公知资格，充其量算个蹭锅党。不过，既然想蹭锅，乱喷还是有失风度，还是要了解一点公知砸锅党的前世今生。这就要从一部叫做《河殇》的纪录片说起，这是中国“公知甩锅文化”的根，是中国公知砸锅党故事的开篇。

这部“先有文稿，后配画面”的6集“纪录片”，批判了“长城”、“龙”、“中国女排”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黄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我们的文明，永远孕育不出进步、科学和民主：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有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让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今天的95后和00后的童年里，基本上没有贫穷和落后的记忆，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国崛起”。所以新一代人很难想象，70和80年代，中国人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既缺乏资本积累，又没有一流人才，而技术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技术，谈何发展？

这种绝望，深刻印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髓里，是他们人生的母本。他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或者说缓解这种绝望。为什么西方有高楼大厦，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生活条件那么好，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造飞机汽车，我们不行。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们从文化上，从根儿上，就比不过西方。我们的黄河，从一开始就没长好，怎么可能比得过密西西比河？

《河殇》的出现，在当时中国引起了极大震动。他所提出的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万能的，足以解释一切——我们的贫穷、落后，以及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当时文人中间，原本就流行着“伤痕文学”，积极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也不乏许多莫言“丰乳肥臀”式消极丑化。今天的《方方日记》，仍然带着明显的“伤痕文学”的影子。而《河殇》的出现，将自我否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绝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带给他们痛苦的现实问题，在这理论里好像都有了解释。

当一个人自我否定到足够程度之后，他反就释然了——既然做什么都不会变好，那不如就，跪下吧。从此，这种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殇值”，河殇的“殇”。殇值越高，则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达能力高、有一定表现能力的人，就脱颖而出，成为“公知”。

这就是中国公知砸锅党的前世。

而其中最早具有高“殇值”，每天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优越感中的那帮文人，即跪族型公知，是早期公知砸锅党的典型。

最初，我们的社会比较封闭，他们倒也没什么惊人言论。但在接触西方文化后，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归宿——美国，世界的灯塔，照亮每一个迷茫者的去路，如方方的老朋友周先生，终于惊叹“美国的月亮确实更圆”！而我们在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矿难、食品安全等问题不断曝出。面对这些，他们又给自己加上了“为民请命”的剧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话术：“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吃亏的总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总之，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套入这个“我陷思，定体问”的句式，那一切问题就有了答案。

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同时，当然也要寻找楷模。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称赞的，当然是美国。之前听过一些关于美国国务卿访华的故事，在讲述者口中细节满满，真实到你以为他是随行人员一样。故事说，美国国务卿来中国访问，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顶楼，400多平的总统套房里。但美国国务卿觉得太过铺张浪费，坚持住中关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第二天的早饭也很普通，包子、豆浆、茶叶蛋。在听完这个故事后，上网查了一下，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文中充满了对美国国务卿的溢美之词，“克里以他的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把这句话复制到搜索引擎里，发现这故事还有默克尔和奥巴马多个版本。文章最后，作者“痛心疾首”地问到，“”同样是官员，看看人家美国的官员，再看看中国的官员。到底谁才是人民公仆？”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制度使然。

有趣的是，当他们用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思维去臆想关于美国的神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用的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德”审美——勤俭节约、人民公仆。而这些美国人其实恰恰相反：超前消费、权力制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思维和美国文化。

在这一阶段，“公知”的问题是，他们根本没去过美国、不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停留在自己的童话想象里。

当然，也不仅限于美国，毕竟世界上的国家那么多。于是，11岁负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学生出现了；于是，100年后还能挖出备用零件的德国下水道出现了；于是，印度惠及10亿人的免费医疗出现了。任何一个“外国”，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国好。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方方的日记，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里。所以她的话通常只说半句——她只说武汉有很多人去世，却不说武汉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她只说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问题，却不说和国外相比，我们做得好一点的地方。因为在她所熟悉的时代，只发生过前半件事，没有发生过后半件事。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已经会发生好事的时候，她的思维方式并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后半件事。她只能选择性忽视，于是就形成了“双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跪得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怎么站起来。是为“跪族型公知”砸锅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