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中国(党中央)最早觉醒的改革家
我国的改革,启动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对改革的酝酿,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中国的改革,党内不少同志早就有所思考。胡耀邦同志最早觉察到我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提出体制改革的主张。
一、1969年就提出抛弃“计划经济的老框框”
1969年3月5日,也就是党的九大前夕,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呈送了一封长信。胡德平同志将此信称之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这封信虽没有明言改革,但从信中所提问题看,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胡耀邦1969年在党的九大前夕写给毛泽东的信(图片来源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3页)
耀邦同志的信从农业切入,评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指出,斯大林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他进而得出结论:“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这里,似乎已预见到苏联的前景不妙。
耀邦同志在信中明确提出,中国如果“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所谓“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都是指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从实质上看,《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提出的,就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抛弃从苏联搬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基本实践。
耀邦同志在信的开头说,“两年多来,数十次也许是百多次要提起笔来给您写封信”。这充分说明,对信中所论,耀邦同志是经过长期思考研究的,是郑重的建言。
我国的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模式,把苏联模式的一套,奉为圭臬。那时,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此,人们深信不疑,而且倍受鼓舞。后来,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也只是作些枝节的评析。“大跃进”失败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倡导读两本书,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阐述,读这两本书,思想就跳不出苏联模式的框框。
《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这反映了耀邦同志思想的敏锐和深邃。
当然,耀邦同志在信中所论,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问题提得还不够明确,这是历史的局限。
耀邦同志对这封信很重视,在我们理论动态组,我就两次听到他讲这封信。他说,这封信发出以后,如石沉大海,使他很失望。耀邦同志的这封信,是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冷静思考,十分可贵。
耀邦同志的这封信,也是研究中国改革史的重要资料。
(以上所引材料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二、三条治国建议也是改革纲领
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通过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三条治国建议。他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就是被大家称誉的“新隆中对”。
这三条治国建议,是耀邦同志在“文革”中长期观察、反复思考的结果。
耀邦同志的“新隆中对”,是当时稳定大局,治理国家必须解决的三个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这三条建议,言简意骇,切中要害。
这三条治国建议的实质。就是要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的运动,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消除其恶果,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概括起来讲,就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三条治国建议,是拨乱反正的基本纲领,是当时治国理政的基本纲领。
这三条治国建议,也是为改革提供政治前提,蕴含了重要的改革思想。否定“文革”,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生产狠狠抓”,就是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这就必然要求改革经济体制。
这三条治国建议,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是人心为上。三条建议每一条都落到人心上。这是改革的根本宗旨。以后,有了“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等提法,实际上都是“人心为上”的延续和展开。
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几天,胡耀邦同志就向党中央提出如此完整的治国建议,又一次显示了他思想的超前。
三、很早就思考中国农村的改革
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耀邦同志早就关注。他在任川北领导人期间,以后任团中央书记,到湖南、陕西工作,都十分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他对苏联模式的一套,对人民公社体制,或明确、或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据浙江社会科学院吕克军《胡耀邦在家乡执政》一文记载,胡耀邦在湘潭,突破“以粮为纲”的方针,他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安排”,除了大抓粮食生产外,还要大抓畜牧业(牛、马、羊、鸡、犬、豕),大抓经济作物,还要利用荒山荒坡群众性造林。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耀邦同志还实行类似“责任制”的政策。
耀邦同志在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中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应走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经济发展新路,他将这条道路概括为“亦工亦农、农工结合”,其基本点就是,突破人民公社的狭隘框子,放手让农民干,让农民办中小型工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就具体考虑农村的改革问题。
1977年11月29日,胡耀邦在同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全体人员谈教学问题时提出,政治经济学教学要联系实际,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都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他列举了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重点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如自留地、自由市场、家庭副业等等。他说,从(19)58年就考虑这个问题。(19)61年在安徽宿县、阜阳进行辩论。他认为,在我国,自留地还有某种进步作用,自由市场,二十年、三十年,取消不了。他提出,对这些问题,要大胆地从理论上回答清楚。
胡耀邦的思路很开阔。他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一再讲饮食结构问题。这使我感到很新鲜,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1月15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说,饮食结构,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说到吃饭,就是大米、面粉,多少年来,单打一。他从这里讲以粮为纲的片面性。他讲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他提出,以后,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口号必须一起提,不许单独提“以粮为纲”,要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这就必然触及人民公社的体制。
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尖锐批判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思想。以下是摘录本人的记录:
集市贸易,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的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是前几年的概念。
什么堵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多种经营是两条腿之一。
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一九)五五年后一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呢?剥夺农民,我们可厉害呢!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二十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怕资本主义尾巴。
胡耀邦说,他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13页)。以上这些论点,就是具体表现。这也是胡耀邦倡导改革的思想基础。
《理论动态》创办后,胡耀邦就指导撰写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必须从思想上坚决、彻底地解决不能剥夺农民的问题》等文章,拨乱反正,批判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
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以上所述,就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酝酿。
四、首提“全面改革”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1983年1月20日,十二大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借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作了关于改革的长篇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重要讲话。除了参加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九百多人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听了这个报告。
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为指导,站在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的实际,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改革问题,内容很丰富。
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首先阐述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他说,这几年,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他强调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见解,中央的同志完全赞同,“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想。他说,“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对这个方针作了精辟的说明。
耀邦同志说,我们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同时,耀邦同志又强调,必须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以保证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五、结语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能取得伟大成功,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努力,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努力。把改革之功归之于某一个人或几一个人,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从低层到高层,确有一批勇于改革的思想家和实践家,起了开拓和引领的作用。胡耀邦作为改革的先觉者和卓越的实践者,当之无愧。
耀邦同志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在改革实践中闪烁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2020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