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点酒,然后便想写点字。这似乎是以前的习惯,但也不尽然,毕竟人过中年,已远离那个矫情且无病呻吟的年代了,文字能改变什么?都是扯淡。如果想赋予文字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唯余“发泄”两字。
当然,“发泄”两字,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释放,能给心理带来某种平衡;也有人说,这纯粹就是一种病态,得治。
作为我个人,肯定倾向前一种观点,起码释放比病态要文艺一些。也从来不觉得“文艺”是一个褒义词,但却一直没把这词放入贬义的范畴。
今天微信群有人发了个抖音视频,关于白岩松评论方方的。乍一听,声线绝对白主播,但本着求真的态度,又或者深信白主播不可能那么蠢笨,交叉谷歌搜索一番,这才知道,是有人故意张冠李戴,别有用心了。
原视频的质量很OK,男主颜值颇高,标题也很直接:有的人降下红旗是为了悼念逝者, 而有的人悼念逝者是为了降下红旗。
这种语句貌似很时髦,多年前我就有过领教。
比如:一个女大学生夜间出去坐台,感觉是这社会世风日下。但换一种说法,一个坐台小姐利用休息时间到大学校园去上课,顿时就满满的正能量了。
所以,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在那个高颜值男主眼里,有的人降下红旗,显然是指女大学生降下红旗,而有的人悼念逝者肯定是指坐台小姐悼念逝者。女大学生特指什么?无非就是伟光正喽,坐台小姐呢?那简直一定是假丑恶。
这便是预设立场的诛心之论。
很不幸,在某些人眼中方方老师属于假丑恶。昨天,批判方方的大字报在武汉都上墙了,芳芳老师对此的回应是:如果他写的是“民主自由”或是“官员公布财产”,他多半昨晚已在派出所了。但他针对和威胁的对象是我,这跟网民骂我一样,他和他们都不需要付出代价。警方也不会介意他是否对一个公民构成人生威胁。这也是我对此世道抱以期待的同时,又有着更多悲哀的原因。
有好多信息源证实,因为方方日记,撕裂了众多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同学之谊。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
三观不一致,生活就苦逼。
《颜子家训》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聪明的人不教都懂,愚蠢的人教了也是白教,而大多数人是不教不懂,但如果教了还是能明事理的。
一本日记,就上升到国家层面,动辄就言这可以沦为欧美控告中国的证据,一颗玻璃心下面尽显蠢笨之态。
常州河海大学安文教授就是个典型例子,一周前我在他博文《方方日记成为美国起诉中国的第一手“证据”》下留言:即便是起诉,那也应该是一种事实的审判。事实从来不会因为外因而改变,方方的日记既不能证实事实,也不能证伪事实。所以,有些人太想当然了,而且基于对逻辑演绎的客观性而言,安教授这篇文章明显踏错了节奏,更多的带上主观色彩。
一个本该睿智辩证的“哲学系才子”生生被磨平棱角,安了职务,配了编制,从此混迹于智障之列,夹杂于粉红之中,为了一根骨头装孙子,也真是丢尽“哲学”之脸。
方方日记我看过几篇,也没觉得这日记有啥惊天动地出彩之处,有些人“右”得要死,说这日记可以诺贝尔文学奖,脑子真是秀逗了。比照一下村上春树陪跑诺奖多年,方方又有何德何能与村上相媲美。
其实,方方心里也有一杆秤,心准,秤便准。她不会奢求这个奖那个将,她所写的日记,无非就是对苦难的一种怜悯和记录,而与名利无关。
话说,方方不也声明出版收益全部捐出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