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以为,疫情如断崖式爆发的武汉人里面,只有少数最底层无权无势的得不到床位,只能在家被隔离并等死,殊不知,竟然还有“特殊群体”同样也遇到这种情况,当朋友圈说,湖北电影城导演制片人常凯一家罹患新冠肺炎死了,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以为又是造谣。
同时公布了常凯遗言,大概三四百字,我浓缩一下,大意是说,遵从政令,全家在酒店过除夕夜的计划撤销,在家自己下厨,初一老爷子忽然发烧呼吸困难,问多家医院一床难求,只好回家自救,床前尽孝,但人还是死了,母亲受打击免疫力衰退也受感染,很快也离去。
自己跟妻子同时受感染,辗转几家医院求助不得,一床难求,从而错失抢救良机,奄奄一息之际广而告之,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不过,这个消息是老北京记者群发出来,发消息的人和常凯是朋友,他说当听到这个噩耗心里非常难过,他没有必要“造谣”赚点击。
同样也是在湖北,有个厅级干部因为医院没有厅级病房而拒绝住院,这个消息在朋友圈传得沸反盈天。我倒觉得这个人蛮可爱的,非常在意自己身份,等级差别,哪怕得了要命的传染病,还是念念不忘这个,牢牢坚持着一份级别原则。我们不要去责怪人家,如果换个位置,任谁都会这样的,差异只在于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仅此而已。
不过常凯也好,厅级干部也好,他们首先都面临着要住院救治,说明疫情面前人人平等,病毒不会挑选谁得与否,一视同仁。其次可以从常凯的遗言获悉,武汉病房多么紧张,一床难求的频率经常在患者叙述中出现,厅级干部也算是大官了,却被安排进几个人同住的病房,而这还是优先照顾。
所以,无论举全国之力,短时间内增派多少医生护士,并且造了多少个简易医院,在大灾面前仍然属于杯水车薪,因此有太多像常凯一家的人家或个人,确诊后皆不能及时获得住院治疗,而这个时候拼的除了级别和权力之外,更拼个人抵抗力和命运,有些人在家隔离挺过来了,他们是幸运的。
所以,最好是早预防早隔离,牺牲点时间和各种活动机会事小,保安全健康是大事。哪怕是武汉这个重疫区,情况也不像新闻说的那样令人乐观,医院增设很多,但床位不是说你被确诊了就肯定给安排。任何城市都一样,这个医疗是市场化性质,即便是疫病期间也没有免费午餐,染上了要么你舍得银子去救命,要么像常凯一家那样在家隔离听天由命,草民的命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