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的对比（41）--第九章之科学与宗教

3、科学与宗教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内容。

第一是对宇宙生成的自然性解释，代表人物有哥白尼（1473--1543年）、伽利略和开普勒。1609年，伽利略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进一步证明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打破了教会奉为神圣的“七”这个数字。因而教会说他的望远镜是“魔鬼的发明”，宗教裁判所将他的著作判为禁书，伽利略为此饱受监禁和刑讯逼供；开普勒准确提出了地球绕日轨道是椭圆形的，并指出了地球绕日在不同地点速度有快慢的学说，从而使人们对地球和太阳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年—1600年2月17日）勇敢地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400年后的1992年，罗马教皇宣布为布鲁诺平反。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对人的世俗生命的关怀。主要体现在塞尔维特（西班牙）和哈维（英国）关于血压循环理论的认识上。

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来看，这一时期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人们承认《圣经》是神的启示著作，而自然是神的创造著作，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证明神的无所不能。

无论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都以某种希腊思想作为自己思维的基础。经院哲学在不涉及宗教教义的问题上，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权威，把事物分成类和亚类，列举它们的属性，定性而不定量。近代科学的开创者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鉴于世界上除了物质性的存在物外还有抽象的东西，并发现万物之中都存在某种抽象的数量关系），始终坚持尽可能精确定量的描述，他们从拒斥柏拉图“目的论”解释开始，接受德谟克利特和其原子论者所提倡的解释方法，即根据产生事物的原因和条件，通过事物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最终原因来解释。

根据h.布鲁克的描述，现代学者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1）认为存在根本冲突，一个处理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另一个则为信仰而舍弃理性；一个对科学认识的进步所带来的变化感到欣喜，另一个则在永恒的真理中找到安慰。如此，宗教被迫退缩。（2）科学和宗教并非斗争的力量，而在本质上是互补的，各自满足一系列不同的人类需要。只要牧师们不对自然的作用发表武断的见解，只要科学家们不狂妄到设想科学知识能够满足人类最深层的需要，那么，一切都会变得甜蜜而轻松。（3）第三种观点表达了科学关怀和宗教关怀之间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断言某些宗教信条可能对科学活动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