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史十九：漕务官司 一、陆名扬案 中国学历史卷古代册经济篇

真史十九：漕务官司

一、陆名扬案

中国学历史卷古代册经济篇

安  文

道光元年（1821）春夏之交，暴民陆名扬，扬名的那天，是他人生最后一日，而且扬的不是什么好名声。官方文书说，陆名扬是劣迹斑斑的恶人。嘉庆十年（1805），他锯掉别人家的坟树，拿去售卖；嘉庆十六年（1811），雇工偷东西，他逼其自杀。此后，他欺骗小民，把持公事，与官府作对。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他召集乡众抗粮不交。十一月，他持械拒捕，殴杀官差。当官差把他押解上刑场的时候，台下目光都审视这个重犯。陆名扬心中冤屈，嘴上却没喊冤。不管案件，还是人生，他从没什么申辩的权利。很快，陆名扬人头落地，官差带着这颗血淋淋的人头来到归安县（在今浙江湖州），悬挂木杆之上，警示众人。
    至于这颗脑袋生前在想些什么，没人关心。
    不久，死去的陆名扬等来了“包青天”。一个名叫包世臣的知识分子听闻此事，实地走访，写下了《书三案始末·陆名扬》一文，为陆名扬申辩。包世臣从没中过进士，却是当时公认的“专家”和“全才”，史称“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嘉道两朝半个世纪，包世臣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游历各地，痛心发现，农村正在变得萧条，人们迫不得已走向暴力。

包世臣笔下，陆名扬是相对正直的好人。他家境殷实，交友广泛，急公好义。归安十八区的乡亲十分尊重他，称他为“名老爹”，只要有纠纷，便找他裁决——陆名扬绝非老实巴交的平民，而是一个爱出头，有江湖气的有恒产者。
既然得到大家拥戴，就要为大家做事。归安十八区的百姓最头疼之事，莫过于漕粮征派。清代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八省征收漕粮四百万石以输京师，大运河犹如插入民间的一条绵长的抽血管，更可怕的是，在这根抽血管上还盘踞着数不清的寄生虫。州县是第一线，外来的县官和当地的胥吏书差贪污成风。其后是管漕衙门，监管、兑换、运输等大小部门十余数，皆有陋规。专事运输的旗丁漕帮要分一杯羹。为了保证漕粮征收，州县依赖绅衿支持，这些绅衿包揽漕务，自然也要分肥。因此，漕运定额虽是四百万石，但民间出米远超一千万石。

这是个多方博弈的利益格局：一般情况下，胥吏差役获利最多，官员其次，绅衿最少。绅衿是知识群体的下层，有知识，有特权，倾向于维护地方利益，在漕粮征派中也不乏受害者。很多时候，他们会站在官府的对立面，陆名扬的角色类似于此，只不过他没取得功名罢了。

早年间，归安知县感觉漕粮难收，于是听取胥吏建议，伪造了“八折收漕”的朱牌。所谓八折收漕，就是按照原定数量的八成进行收取漕粮，但由于转运中的损耗，需要额外收取附加费。实际就是给州县肆意敛财的机会。陆名扬知道后，以此为把柄，要挟官府订立约定：“开仓之第四日，专收十八区额漕万五千余石，每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绝‘捉猪’‘飞斛’诸弊。”也就是确定数额，禁止额外收费。有这个“定约”，乡民不必再看州县脸色，长达数年时间竟无一纸入公门。没人上门，也就没了贪污的机会，等于断了归安官吏财路。而且，有归安县这个榜样在前，湖州周边府县群起效仿，当官的无不恨得牙痒痒，甚至放言：“不除名扬，归安漕不可收也。”

嘉庆二十三年（1818），新知县王寿榕走马上任。他看不起前任懦弱无能，也不想放弃捞油水机会，决心一改现状。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王寿榕密奏浙江巡抚，称陆名扬聚众抗粮。密奏还有个细节，陆名扬名字被改为“吴明扬”，一个“明”字是要激起当局关于“反清复明”的联想，用以“触怒圣心”，明显包藏祸心。此等毒计出自湖州府署钱粮师爷王五之手。

后来，官府多次派人捉拿陆名扬。陆名扬不可能束手就擒，归安百姓也不可能放任官府所为，于是双方起了冲突。归安十八区是水乡，人们在入村水道竖立木桩，阻止大船进入。每当有官船入村，则会鸣锣，老少妇孺闻声聚集，破口大骂，投掷砖石。最严重一次，官差两百人坐船至菱湖，有人趁机抢掠居民，结果百姓大怒，拿着屎、尿盆子便往船上泼，官差着急躲避，两名差役掉入水中溺死。这恐怕是官方能拿出归安百姓最凶悍行为了。官兵进村，如同土匪，烧人门户，掘人祖坟，淫人妻女，不由得让人想起明朝倭寇入村的场景。

陆名扬不能正面迎击，只能东躲西藏。消息传开，数千太湖渔民蠢蠢欲动，还有千余名种山棚民手持兵器前来相助。然而，陆名扬终究不敢迈出反叛的一步，他说：“如是乃害我，非爱我矣！”留他们吃顿饭，就劝其回去了。陆名扬渐渐顶不住压力。有差役前来劝降：“大丈夫作事，成败一身任之，何为偷生远遁，令一村不得安堵。”陆名扬慷慨说：“吾岂以一身累一村哉？”于是投案自首。
    到了官府，他自知必死，却想保全家人，说：“名扬罪极大，应死，夫何言？然有私情敢上告，名扬两子应坐何罪，不敢顾；惟老母年七十余，倘邀宽典，俾得终其天年，死无憾矣！”浙江巡抚帅承瀛定夺此案，完全相信湖州州县官员诬陷之词，根本没调查，将其处斩。这位地方大吏上书皇帝，该案“皆由吴明扬一人主持”，首犯既死，“若令兵役到处搜拿，必致人心惶惧，难以安居乐业”。时隔未久，归安民众果然又开始闹事。原来，归安知县王寿榕有意趁杀陆名扬之威，反攻倒算，加征漕粮。“定约”将毁于一旦，人们终于动了真怒，冲击衙门，抓了差役十余人，还大声疾呼：“死人必死矣，吾辈第求得其当！”王寿榕请求援兵，结果上面告知他：不能再办大案了，必须想法了结。王寿榕只能向十八区乡民退让，宣布不改“定约”。这是陆名扬无法学会的道理：当统治者诬陷你造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造反。

后来，帅承瀛——这位史书以清廉著称的官员，知道此事乃官逼民反后，十分后悔。他是否真的后悔，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巡抚不能且不愿改变现状。
漕运浮收已成不解之结。州县官俸禄少，还要照顾家用、雇佣幕僚、孝敬上司。要想生存，只能通过征收漕粮上下其手。如果州县官都不能生存，那么谁来给朝廷征收漕粮。皇帝、官员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更多的却是能禁而不能禁的无奈。
    包世臣也想过不少办法解决漕务之弊，如取消私人幕友，重用绅士；重视商业，补贴财政，给农村减负；漕粮海运。他曾总结自身学问：“平生所学，主于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奸人是谁？他没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