龘常州 印染兴衰 中国学常州卷经济册产业篇

龘常州 印染兴衰

中国学常州卷经济册产业篇

安  文

与一些印染企业老板聊天，他们从业三十年+，几乎见证了常州棉印染企业从快速繁荣到快速衰退的全过程。

   00年代初，常州承接了大量香港和珠三角转移过来的外贸棉布订单，大量新建染厂，布商们夜夜KTV，忙并快活，实现了快速繁荣。这里既有加入WTO的时代大运，又有彼时长三角对珠三角在传统产业的结构性成本优势，从而大量订单向常州转移。那时常州很多染厂基本都是港单，赚钱同时，也埋下隐忧，快速衰败原因就隐藏在快速繁荣原因里面，成败都是结构性成本。00年代初，常州以这种模式把珠三角拍死在沙滩上；10年代末，常州很多染厂也死于东南亚同质后浪之手，大量订单报价无法和东南亚染厂竞争，导致订单匮乏。

从无一地印染企业像常州那样快速繁荣，又这样快速衰败。10年代后半期，很多常州印染企业开始陆续关停，其中并不完全是常州政府“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导致，非常大部分原因，是这些企业自身经营出现问题。所有印染门类，棉长车印染可实现的标准化程度最高，在实现产品质量最稳定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门槛更低，历次纺织印染产业大迁移，都是从棉纺和棉长车印染开始，它的高标准化和低门槛，最容易被欠发达地区承接，并依靠结构性性成本优势，与迁出地不对等竞争。到现在为止，常州棉印染企业在东南亚这些竞争者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能够存活下来的，是几家进行过产品转型或客户结构调整的企业。

纺织江湖，港商在大陆有个“镜像”，就是常州的棉长车印染企业，没有其他地方的印染企业会如此紧密的和港商形成镜像关系：常州棉印染企业快速崛起，得益于港商大量订单，而其快速衰败，也缘于港商在纺织贸易中心位置的失去和边缘化。短短十几年，常州棉印染企业经历的快速繁荣到快速衰败的过山车过程，和港商在内地纺织江湖的风光与落魄基本重合，以常州印染企业这十几年发展为样本分析，会有很多角度的反思，如营销触角未深入终端买家，业务风险未合理规避等等。事实上尤其前者，导致常州染厂经营者只是被动接受港商营造的二级市场指令，并不了解一线市场客户利益诉求，导致没有形成有利于经营的判断能力。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两点：

第一是对印染企业，在结构性劣势面前，所谓管理性优势是不堪一击的，产品创新和客户结构更重要。缸染厂目前受到冲击比长车厂小，在于其很难标准化，造就进入门槛反而高，易通过创新产品与结构性成本低，与海外染厂差异化竞争。顺说一句，对一个中国染厂，什么时候产品竞争力最强？我觉得并非产品做的非常稳定的时候（如棉长车轧染），而是产品可以量产、但还有一定疵布率的时候。因为非常稳定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产品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低成本复制了，竞争者会批量出现，你就进入了红海。而产品还不太稳定时，反而竞争力最强，因为可能整个市场也就你家能做。

  我对当下很多染厂盲目追求管理标准化并不十分赞同。有些染厂管理者常把人的现场判断作为一个波动性因素，因为不同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判断，由此造成产品品质波动。由此产生一种僵化的管理理念——杜绝人的现场判断，所有生产都要提前预判，并形成作业文件，类似丰田汽车一样。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目前还没看到哪个染厂取得这种管理上的成功。三个因素导致目前染厂无法实现和丰田汽车一样的管理绩效：

1、建立和实施管理体系需要成本，而且很高，这与染厂老板想降成本的想法背道而驰。大部份老板没有意愿为这样的管理体系提供长达数年的高投入，而且即使数年后达成了，目前染厂利润率也不支撑这样的管理结构的长期运行，大白话是管理绩效产生收益远不足以覆盖管理成本。在产品结构复杂频繁换线的染厂，要实现和丰田汽车这种相对单一标准品一样的管理绩效，其管理成本远高于于丰田，但染厂赢利能力又远弱于丰田汽车。

2、杜绝临场判断，实现提前预判，需要生产要素基础的稳定性，如坯布来源、染化料、设备运转等等，染厂常重复复样，实际是对这样先决条件的再次确认。也就是说，所有的现场判断并非工程师想这样做，而是条件一直处于“未知态”，迫使其必须这样做。加工型染厂这一点更为突出，因为他们对坯布的具体情况往往一无所知。

3、染整问题复杂性不是简单文本逻辑所能涵盖，需要引入两个对应概念，一是文本逻辑，一是“大模型”逻辑即AI：没有一个文本能完全描述全部实际的生产状况，更无法通过文本来预判处理方式，这一点，只有AI可以做到。

大多数染厂构建标准化管理流程时，错误估计了里面的难度和所需付出的成本，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而且，由于可量化管控进入管理程序的远不能覆盖染厂真正需要管控的事项，造成局部管理的实质性真空，管理绩效自然很差。形式主义牵扯了染厂技术管理人员巨大精力，真正的问题反而没时间处理。

当下染厂要在管理上下功夫，我觉得不如放在自动化和信息化上。这两者的实现，是智能化的基础，后续AI成熟后，将可能使染厂进入AI时代，而不是追求形式上标准化。越容易标准化的产品，越容易被有结构性成本优势的海外染厂干翻。

 第二个是从技术角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未清晰认清缸染和长车内在技术特性，没进行适量缸染化。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需要对技术和市场有双重理解能力。相比之下，萧绍地区印染这方面似乎要敏感些，已有不少萧长车印染企业进行了适量缸染化的转型。这里面的原因，也有前文所述，常州染厂经营者并没真正了解一线市场的需求。

港商贸易形成的二级市场，容错率很低，因为贸易商思维模式更倾向于接单时算赚到多少钱，订单交付后就要赚这么多钱，出现的订单损失需要染厂赔付，导致染厂生产容错率非常低，一些高风险或高不确定的产品和染整类型不敢尝试，只能在棉长车这个安全区域打价格战。

缸染相比长车，不确定性更高，更难标准化，但同时也更可能产生新风格产品，纤维适配性更广。棉长车无法和东南亚竞争，突围方向在缸染和新纤维。 当下新纤维浪潮下，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完成重化工产业革命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是最后的纺织大国。未来低纺织门类低附加值的工序仍会向东南亚溢出，但化纤、新纤维和高性能纤维的创新和产业化，大部分只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包括欧美纺织原料端创新，都只能借助中国的产业化能力和产业链齐备配套，而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普及。支持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中国当下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链优势。规模越大，网络的中小企业越多，分工越深，效率就越高，同时，网络各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弹性就越大。而效率和弹性正是制造业竞争力核心——效率保障成本优势，而弹性始终响应创新需求。一旦网络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成本控制能力会出现一些质变，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配套需求的制造业。因此，当下的纺织行业，最有可能向东南亚“溢出”的，实际上是棉纺织印染这个行业，在东南亚本地就逐步具备了上下游产业链，且产品附加值相对更低。而对中国产业链优势和规模优势高度依赖的新纤维，目前看是无法向东南亚“溢出”的，它们是未来纺织行业新的赢利方向。

因此，对常州那些还在痛苦挣扎的棉长车染厂，建议是：适度缸染化，非棉化、非港商化。不要把管理资源押宝在标准化上，而要鼓励产品创新，鼓励产品冒险，鼓励低附加值产品向东南亚“溢出”，容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