龘常州 乡愁 湖塘萧江氏 中国学常州卷人文册家谱篇

龘常州 乡愁 湖塘萧江氏

中国学常州卷人文册家谱篇

安  文

旅沪江南商人有个特殊群体——徽商。徽商很早迁移苏南各地定居兴业，经商致富。“生长其地者率循新安江而下，以繁殖于吴越之间，至今吴越旧家原其初，颇多歙产”，[1.沙彦楷：《增泉先生家传》，《萧江氏宗谱》卷二]所以“无徽不成镇”，据胡适说，是指一个地方如没有徽州人，那它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后，开始建店铺，然后逐渐扩张，从而将一个小村落变成了小市镇。[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到近代，敏感的商业神经使他们又抓住机会，再度从各地迁入上海，大展拳脚。这些徽商群体成为新兴商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常州和其它江南城市一样，也活跃着大量商，最有名的是曾产生过清代大学士程景伊的程氏和既经营典当、又产生过多个进士的青果巷汪氏。但程氏和汪氏都属于早就取得科举和商业双重成功的城市望族，而大量活跃在各个乡镇的徽商家族，则较晚才浮出水面，湖塘桥镇的萧江氏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萧江氏来自婺源江坑，自称是南朝齐梁皇族之后，因避兵祸而改姓江。[3此说为伪托，见冯尔康：《古代宗族乱以名贤为祖先的通病：以明代<新安萧江宗谱>为例》，选自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版]明末清初时，江靖从婺源到常州湖塘桥镇经商，“歙之为县也，地当皖南，风气亦稍刚劲，土脉不甚丰腴，而人心递嬗又非唐末时可比，方烽火离披，决非乐土”，相对而言，“常州毗联苏镇，地当孔道，富庶之区”，而湖塘桥“密迩郡城，振兴尤易”，[4江源灏：《创修宗谱序》，《萧江氏宗谱》卷首]因此江靖遂迁居于此，为湖塘江氏始迁祖。

萧江氏家规称：“术业所托，终身以之，工忌淫巧，贾忌作伪，然取厚利者，每不免焉，非性然也，习使之也。”因此，认为“为子孙计，莫如耕读两途”。不过，江氏大都仍以工商世其业。[5江上悟：《萧江氏源流》]以商业起家，也以商业传家，所以家规仍要为经商留下一定空间：“工贾去其所忌，而行其所安，其与徒手无籍，习下流者不又相悬霄壤欤？”[6《家规》，《萧江氏宗谱》卷1]其实，培养下一代经营才能，是徽商家族固有传统，江源瀚年仅十岁便学习“衣食之购备，田产之出入”， [7江上悟：《萧江氏源流》]正是这种经商传统的不断传承延续，江氏在湖塘桥镇取得了持久的发展。

江氏早期主要经营是典业和槽坊。江上悟回忆：“迁常四世立祭产碑文，有祖宗拨典当房屋二十三间，田若干亩为祭产云。”乾隆间典当业从江氏手中转移至常州著名文人赵翼手中，之后江氏主要产业是槽坊。槽坊创始人是第三代江景瀚，其子江珍绪“少时精会计，有大志”，承父命学习烟酒业，在本镇开设江万聚槽坊，“信义昭然，名噪遐迩，无远弗届”。赵翼曾赠送一联“瑶斝酒含春色丽，金炉烟盎晚香浓”做为贺礼。江珍绪之侄江义后又在寨桥镇创立分号，江氏产业开始壮大，传至嘉庆间江直时，已有“油坊一，质库二，良田二十余顷”。江万聚最盛时有房屋六十间，设酿酒、制酱两工场，大缸二百只，酒坛三千只左右，酱油灶二座，温缸十二只，储存酱油大缸五六十只。产品通过自设本镇中街的门市向本地的有关商店销售，后又在城中西瀛里和双桂坊分设江万聚北号和南号。清中叶后年产黄酒约二十多万斤，酱油十多万斤，醋一万余斤。

江氏致富后，热心当地公益，如修建湖塘桥，造文昌阁，参与水灾赈济等。清初湖塘桥镇最繁华市集均在桥北一带，而桥南尚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至嘉道时桥南一带已“成市成都，俨为巨镇”，江氏后人以为此虽是整个湖塘桥人“群策群力，日异月新”的结果，但“溯是镇之兴者”，必推美于江靖及其江氏子孙。所谓“无徽不成镇”，在湖塘桥镇发展的历史上得到了最好的演绎。

萧江氏是外地迁至本土，人数较少，加上影响力只限于湖塘桥一地，所以直至近代前，萧江氏发展仍相对缓慢，这从该家族一直到民国之后方才兴修家谱可见一斑。这种情况直到第七世江鑫（字丽峰）方才开始改变。江鑫于太平天国战争入两淮运使乔松年幕，因战功至直隶州州同衔。战后，江鑫重整家业，将江氏带入新阶段。江鑫不仅主持家乡重建，还“集资采办耕牛，召能竹木工者制纺织之具，散发民间，以劝耕织”。湖塘从一个乡间集市发展到今天全国闻名的纺织工业中心，与江鑫及其后人的关系密不可分。江鑫最早在湖塘镇开设布号，并推动了周边地区蚕桑养植业，“访浙省桐乡、石门诸县种桑饲蚕居法，编刊浅说，采购桑种，为兴大利，至今赖之。” 

江鑫有三子，长子江源浚专事诵读，手中一卷外无所好，是著名的画家。江鑫去世时，次子江源灏才七岁，延续江氏产业的重任落到他身上。江源灏十六岁先到常州城中甘棠桥恒源钱庄习业三年，十九岁回湖塘桥接管家族生意，和年仅十四岁的三弟江源瀚合作经营，使之顿复旧观。江源灏还在湖塘桥开办当时第一所新式小学-时敏小学，并资助江源浚的两个儿子江澄、江湛读书。

江源浚虽对商业没什么兴趣，但两个儿子却都是商业奇才。江澄（1886—1953），字上悟，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后学习铁道，民国二年当选省议会议员。江上悟在湖塘桥附近创办天生蚕种制造场，帮助家乡改良蚕种，同时还发展奶牛业，创办中国炼奶厂，并出资修建武宜公路、常漕公路，成立武宜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推动了湖塘乃至整个常州的近代工业化进程。而次子江湛更年未弱冠，在商业上崭露头角，一意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江湛（1893—1966），字上达，后以字行。1907年江上达毕业于常州城内著名的冠英小学，此后进入和慎银号当练习生，不久凭借经商才能获得和慎银号经理卢正衡的赏识，并由此结识卢正衡的生意伙伴——时任武进县商会会长的常州商界名流钱以振。钱以振不仅是常州商界的领袖，同时也是出身望族的前任知县，对江上达非常欣赏，并将女儿相许，从此江上达经商天份和钱以振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结合，江上达开始进入发展高速通道。1919年，钱以振和常州另一位商业领袖于定一合资创办常州纱厂，江上达出任常州纱厂副理。同时为吸引资金，以金融推进工业发展，1920年和1921年，钱以振和江上达又相继在常州开设了富华储蓄银行和常州商业银行。由于钱以振的经营失误，1923年，常州纱厂被无锡荣氏兼并，更名为申新六厂，钱以振宣告破产。此后，江上达开始独立经营。他先应吴县杨廷栋的邀请，出任其创办的常州震华电厂副厂长，在他灵活经营下，震华电厂差点让无锡耀明电灯公司倒闭。有了震华电厂经营资本，江上达和杨廷栋合作，重新从无锡荣氏那儿收回常州纱厂，改名为民丰纱厂。抗战前，民丰纱厂已成为一个兼具纺织印染的综合性纺织企业，资本总额已达140万元，上海成为民丰纱厂主要销售基地，江上达遂常驻上海，一跃成为上海滩纺织业巨头。“八一三”事变后，江上达为保全厂家，不惜和日本人合作，并得到上海工商界上层人物的拥戴，先后担任汪伪一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苏浙皖区华商纱厂联合会副理事长等要职，并集资一百万元创设了上海纺织学院，成为上海纺织业领袖人物。抗战结束后，江上达一度入狱，不久出狱后即调整经营策略，将民丰纱厂在美订购的纱锭全部运往香港，在荃湾设立上海纱厂，江上达自己也迁居香港。1952年，江上达应邀回到上海，后定居北京，最终病逝于此。

江上达在纺织业上的成功，带动了整个萧江氏在纺织业上的发展，据江澄称，到1948年，萧江氏全族一共有一百二十二丁，大都仍以工商世其业，尤集中于经营纱布，“除设有纱厂、布厂外，在京、沪、苏、皖均有吾族人之基业，贸迁及于全国，近且运销海外，远至南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