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基督教的扩张(十字军)
在中世纪,教会的主要功能有:
1、为失败者提供庇护,为卑贱者提供机会。基督徒认为,人无贵贱,只要朝拜圣地,就能赎回肉体和灵魂的罪孽。在教会学校里,除了拉丁文和宗教教义外,还学习专门技术和知识。这些学习使得下层人士有能力攀登社会的阶梯,并出现了像乌尔班二世、哈德良四世、亚历山大五世、格里高利七世、息克斯塔斯四世、乌尔班四世、约翰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一世、息克斯塔斯五世那样的教皇。
2、组织圣礼仪式和宗教活动。圣礼制度的建立为教会服务商业化敞开了大门,后来发展为动员圣战,出售赎罪卷,最终成为宗教改革的对象。
3、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救赎教义”使教会有权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利益决定政策、实行统治,甚至巧取豪夺。
4、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中世纪僧侣是唯一接受教育的阶层,所以神职人员很快就成为王室的官吏和参谋。
中世纪教会的力量毫不掩饰地表现在十一世纪前半期教堂的建筑上。
中世纪基督教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内省,倡导修身主义和新虔诚主义,促进了修道院和寺院的发展;另一种是扩张,要让基督教统治整个人类世界。格里高利七世于1073年拟订出教皇统治世界的纲领,这个将基督教推向世界的纲领后来由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通过动员十字军东侵而付诸实施了。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末,罗马教皇合同西欧封建主和城市富商,卷入下层农民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动了八次“远征”,即所谓“十字军东征”,由于东征的士兵胸前都佩戴着十字架,所以被称作“十字军”。
在基督教徒眼里,伊斯兰是异教徒,而拜占庭是宗教分裂主义的象征,这种状况要用战争和讨伐来扭转,其首要任务是把穆斯林赶回他们的老家。收复西班牙的行动始于11世纪,直到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扬帆西航的同一年,最后一批穆斯林才终于被赶出西班牙南部,历经四百余年才大功告成。
十字军运动继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目标,1095年开始东征,此后的两个多世纪,是欧洲基督教会的全盛时期。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都叱咤风云,他们的地产遍布欧洲和中东各地,他们没有国家观念,除了教皇和皇帝以外任何人也不服从。教会和蛮族搭档,经过几个世纪融合,这些战士演变成基督教骑士。骑士热爱战斗,但他们自认为是为了正当理由而战。骑士也要保护弱者,尤其是保护出身贵族的名门淑女。骑士绝迹之后,演变为“绅士”风度。
由于贪婪和暴富欲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偏离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原定目标,转而于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但是拜占庭残余势力在热亚那舰队的帮助下于1261年夺回了君士坦丁堡,使得拜占庭帝国复国,之后东征出现低潮。后来又有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后一次在突尼斯登陆后,十字军便染上了瘟疫,路易九世死亡,残存的十字军返回欧洲。此后,十字军的领地一个个转到穆斯林手中,并于1291年夺取了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耶路撒冷王国灭亡。
宗教只是个借口。西欧的长子继承制,使贵族的次子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据,而发布的禁止私战的命令,使得这些破落骑士很难在西欧内部找到活动的空间,不安和冒险的渴望,努力寻找宣泄口,只要给他一个正当的名义,积累的力量便会爆发出来。因此,从十字军的行为来讲,与其说是去解救圣墓,不如说是从事掠夺。当然,得益于长子继承制,长子从小就被培养出顾全家族利益的领袖,而那些次子们,有的走上了文化创造的道路。
在十字军运动中,教会和商业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关系。一方面,宗教和商业两者都是普适性的,都藐视界限而具有扩张的动力。另一方面,商业的自由精神和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又是相互抵触的。商业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会对基督教的权威与信仰形成挑战。所以,基督教会反对对教会产生威胁和形成挑战的商人和商人团体。
十字军最初以对抗伊斯兰教徒为目标,但最后却达成了和解;最初西欧人把伊斯兰教徒看作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恶魔,但最后却认识到阿拉伯人的优雅和自己的粗俗;基督教会最初是作为十字军的号召者,但结果十字军运动使他们的威信在西欧降低;十字军运动最初是开拓宗教之路的,但结果却是开拓了商业的道路。
“十字军”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商业法律的规范,其中殖民商站、海洋法和商业法,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管理方式都堪称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
殖民商站的历史依据就是意大利城市自身的经历。威尼斯原来是一片沼泽地,因殖民制度而兴旺;耶路撒冷的“居住区”是欧洲母国在海外的飞地。为避免欧洲人在海上竞争,意大利商业城市制订了航海法和商业法,民法也受到重视,国际惯例体系也就逐渐建立起来。商业股份公司在热亚那出现,兑换商发展为银行,兼营仓库、经营汇兑、代收钱款,成为中间商。封建主们则不失时机地对商人们课以各种明目的税款和罚金。商船上的习惯法也被扩展到陆地,规范停泊、使用浮标、港口管理制度和章程、方法等开始运用。
十字军扩张的结果使整个欧洲,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从亚得里亚海到俄罗斯,在十三世纪时都向国际商业开放了。罗马教会出于集团经济利益,在实践中既是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护者,同时又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提倡者。它还是知识的保存者和人才的网罗者。
通商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使种族混杂、信仰淡化,同时也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商业给封建制度带来了政治宽容,商人的存在,各民族和基督徒的杂处混居,使得曾侣和贵族丧失了社会优势。人们的视野开始扩大,社会观念转向容忍的时候,教会和教廷依然是宗教狂热的堡垒。教会鼓励告密,许诺告密者以宗教异端者的部分财产。教会勾结官吏,大肆剥夺异教,中饱私囊。教廷的腐败和宗教迫害使欧洲人逐渐丧失了对教会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