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的对比（11）--第四章 基督教

第四章  基督教的博爱

一、基督教兴起

基督教的产生同犹太教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与罗马帝国密不可分。

耶稣被审判的时代背景恰好在罗马屋大维死后的虐政时期。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下，在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鞭打耶稣，最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表明上帝不是通过力量和荣耀来显示自己，而是以苦难救赎罪人成义。上帝为善和爱的化身，可谓其伦理总纲，要造福于人类便是其最终目的。

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奉多神，但希伯来人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神，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所以这个唯一真神会对他们特别照顾，并给予“应许之地”。因此犹太人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作为回报，这套律法的基石就是“摩西十诫”。

巴勒斯坦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道上，是长期以来强邻争夺的地方，人们饱经残杀、俘虏和放逐之苦。公元前63年，庞培东征时巴勒斯坦沦为罗马属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人们在绝望中期盼有一位“救世主”能够降临人间，拯救他们的苦难。一些“先知”开始在民间宣传“救世主”的降临。救世主的思想成为犹太教徒的中心信仰。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产生的，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不局限于“特选子民”）。在基督教中，道德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其他宗教就不见得如此）。耶稣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它关于爱的教诲凌驾于一切律法之上，把人们从那些戒律当中解放出来。六世纪后期，教皇额我略一世将对爱的违背程度归为七宗罪：其顺次序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其反义词则为七种美德，以谦卑为首。

公元1世纪，在巴勒斯坦和散居小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传道者，宣传上帝之子耶稣在巴勒斯坦传教，教人忍受痛苦，然后可以升入天堂，而富人进入天堂却很困难。传道者还说，耶稣被犹太贵族和罗马总督逮捕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升天，并将再次降临人间，在世上建立“千年王国”。

这种说教反映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以及摆脱困境的绝望，能使人们在幻想中获得精神安慰，因此在奴隶、被释奴隶、劳苦人民当中获得许多信徒，并且很快由此传入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希腊语称“救世主”为基督，这种宗教因而被称为基督教。

基督教徒最初是在犹太会堂中活动，后被犹太教上层赶出会堂。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后需要自己的活动场所，而富有阶层在普遍感到没有出路时，也向基督教寻找安慰。一些富人成为基督教信徒后，提供资金，还可以自立分会，掌握教会，这样反罗马精神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忍耐服从、爱仇如己，希翼来世的思想。

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与罗马以献祭为主的多神信仰体系发生了直接的碰撞。因为如果人人都信仰基督，那么就要完全停止向诸神献祭，况且基督教初期的主张是仇恨罗马的。所以罗马对其进行了长期迫害和镇压，特别是在帝国发生灾难和出现困难时，时人经常把罗马帝国的危机归罪于基督教的流行，对基督教徒的谴责和迫害更甚。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不断地囚禁、强迫惩役、没收财产和殉难中，基督教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茁壮成长，这促使罗马人去进一步探究基督教的教义。

到公元311年，罗马的三个摄政皇帝开始放弃压制基督教的做法，联合颁布了“加莱里乌斯法令”，第一次允许基督教自由崇拜；反过来，基督教也被要求要为皇帝和国家祈祷。312年加莱里乌斯去世，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崩溃，混乱中君士坦丁的军队战胜了马克森提乌斯将军。君士坦丁感到，即使最高明的法律条文也制止不了恶行，而基督教教诲人“向善”，是法律所办不到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一位基督徒，与共治皇帝李锡尼联合在米兰发布了《宽容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宣布帝国内宗教信仰自由，而皇帝们的权力则被认为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不再是公民们授予的。

罗马从此停止了对基督徒的迫害，犹太人如迫害基督徒则处以火刑，基督教会经营的工商业享受免税等特权。罗马皇帝此时仍然承认太阳神，君士坦丁把耶稣加入到罗马多神的万神殿中。

318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第一次公议会，在解决基督教教义分歧和基督教教派纠纷时支持“教父派”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中融入了两希文明，掺杂了罗马政治的影响。希腊哲学的影响使得基督教的说教变得富有哲理，确认了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此后的六次会议上，从众多经卷中挑选了二十七卷，逐步地确认了《新约全书》为《圣经》的经典版本。

《圣经》的所谓“旧约”、“新约”，就是上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说明上帝并非暴君，而应是能与人平等交流的通情达理的天神。

“三位一体”说不见诸于《圣经》，它的正统性除了仰赖于教会使用行政手段争取政权的支持外，还需要一批教父派神学家为它做理论的论证。天主教会四大圣师之一、天主教圣人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 - 公元430年8月28日）开始思考基督教会如何超越罗马、适应变动的社会局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人类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上帝之城”，而不是地上王国，所以基督教并不会因为罗马的衰亡和日耳曼人的到来而削弱，它会比任何地上王国都更长久和永恒；基督教会不是“上帝之城”，而是通路上的一个驿站，基督教会必须积极涉足世俗社会，适应社会变动的现实，教化和引导世俗向预定的方向发展。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写道：“如果没有公义存在，王国除了巧取豪夺还剩下什么？”他“神人合一”的学说在神学中赋予了上帝全副的甚至是十分具体的人性，借以表达他改造现世生活的愿望和对于人性升华的希翼，他是经院哲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既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之父，也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之父。在精神的领域里，奥古斯丁强调理解作用于人对上帝的信仰，所以为理性赢得了一席之地（不是迷信）。

公元375年开始，西、东罗马皇帝从禁止向神庙献祭开始，到最后关闭了异教神庙；392年，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合法宗教。由此产生的基督教神学，也就是一套关于上帝的世界和上帝救赎计划的记述、古希腊的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基督教了（后来牛顿等科学家的努力探索，初心也是为了证明上帝造物主的伟大和无所不能）。

让自然和上帝共同统治世界的二元论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问题，这种二元论使基督教能够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由于原罪而平等地受罚，又由于上帝的拯救而使一部分人重新获得升天的机会。基督教打破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界限，通过传布福音，呼吁平等博爱，基督徒为能够进入天国和获得永生，甘愿献出他们的所有，甚至忍受流血和牺牲。

“罪感”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心理体验，包含对救赎的渴望。反省与忏悔渊源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所谓原罪，并非犯罪之罪，而是指自我在现实尘世中发生的“非我”异化，与上帝原本设计的“本我”有了距离，需要通过灵魂的忏悔和肉体的磨难来消除这异化，回归“本我”。同时，“爱”也是基督教的最大律法和崇高理念，使基督徒们从沉重的“罪感”中解脱出来，或者说以爱感拯救罪感，从而寻找到自身得救的希望。基督教那种在灵魂与肉体的对立冲突中，在灵魂深层的撞击震荡中寻求赎罪的超越精神，比较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时常进行严肃的反省和忏悔，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自我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

基督教的合法化意味着基督徒也可以赦免捐税和不服军役，基督教会在城市的影响力日益壮大。罗马皇帝把城市的管理权也交给了主教后，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却被埋葬在了追名逐利的陋行之中。这时，精神和理想的追求开始趋向两种走势：一种奉行禁欲，提倡出世主义；另一种要求强化教会组织，完全由教会来管理社会。

这时的教会早已由于获得大量的馈赠而变成大土地使用者了，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之间达成了妥协和联合：主教们要求领主们强迫他们的农奴和奴隶皈依基督教；而领主们要求主教们承认其独立的地位，并以“庇护人”的身份指派教士，保证教会从结婚、殡葬和洗礼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教会成了遍布罗马城乡社会中一种新生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