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八七会议】21人参加（常州三杰），更重要的是，会前会后这几项决定

在 1927 年 8 月 7 号开了个中央紧急会议（就是“八七会议”）。这在咱中国革命的节骨眼上，把陈独秀的错给纠正并了结了，定下了土地革命和拿武装跟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对着干的总方针。

【1、七一五之后的局势变化】

蒋介石、汪精卫变了节，共产国际、陈独秀软了劲儿，这可把广大革命者气坏了。大伙都嚷着得把党内右倾的错儿给算清楚，铁了心要跟国民党反动派干一仗。

“四一二”反共大屠杀没过多久，在上海的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他们，一块儿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政治不能再缓和妥协啦”，得“赶紧出兵去讨伐蒋介石”。在中共“五大”的时候，瞿秋白把他当年 2 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那本小册子发了出来，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不对劲儿。

他觉着中国共产党有毛病，“得赶紧做手术，把病根给找出来”。6月25号那阵子，蔡和森给中央常委写信，扯着嗓子喊：“咱在这儿干等着人家来摆弄，简直就跟鱼在锅里游没啥两样”，提议党中央“该赶紧瞅瞅自己的实力，搞个军事计划，以防万一”。

毛泽东在七月四日的中央常委会上又说道：农民自卫军能“上山”，“上山能打下军事势力的根基”。不少下层干部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很有意见，有的干脆讲：“眼瞅着快被敌人给杀光了，还一个劲儿退让，退让，到底要退让到啥时候？咋就不能拿起武器跟反革命干一仗呢！”

就这么个情形，共产国际下了命令，要把鲍罗廷调回去，还得改组中央。

八七会议的参与者蔡和森讲：

7月上旬，鲍罗廷说啦，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跟国际上的人讨论中国革命的事儿；让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个人组成政治局，还都兼任常委。打这以后，陈独秀就不管事儿了。

李立三在《党史报告》里，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他俩所讲的跟蔡和森大体一样。说到这次中央领导的改组，1927 年 8 月 11 日的《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是这么记载的：

“打七月初旬起，武汉国民政府公然搞起了反动那一套，咱党中央政治局就转入秘密状态了，组织上也有了变化，派了五个人当常务委员会，代表着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还决定让独秀同志去莫斯科商量往后的总政策”

7月13号，中共中央出了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讲要“把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撤回来”，还下决心“跟反动军官、封建豪绅还有资产阶级想完全把控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对着干，跟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对着干”，“一直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头”。

《宣言》把汪精卫掌控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反革命举动给公开揭露了，还宣称要退出武汉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有变化啦。

7月14日夜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开了个秘密会议。到了15号，就宣布“分共”啦。接着呢，大规模地把工会、农会给封闭了，还拼命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甚至还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种疯狂的口号。

【2、三项重要决策】

7 月 20 号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到了武汉，鲍罗廷跟罗易离开武汉回苏联去了。临时中央五人常委开了个会，罗米纳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还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

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引下，临时中央从七月下旬到八月初整了三个要紧的决定：

好嘞，那咱就改：首先，定了要搞秋收起义。

7 月 20 号，临时中央跟中央农民部发了《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说：

“中国革命步入一个新时段——土地革命的时段”，要是农民武装合法与秘密这“两种形式都行不通了，那就可以‘上山’。”

24日，中央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让全党在今年秋收时，使劲搞大规模的减租抗租活动，好鼓动农民都起来夺取乡村政权，把大地主的土地给没收了。

接着呢，中央把秋收暴动实实在在地安排在了湘、粤、赣、鄂这四个省。

8 月 1 日那《中央致前委信》着重说道：

南昌起义得跟中央决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合到一块儿，变成一贯的斗争。

3号，临时中央弄出个《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让这四省的党组织赶紧组织秋收暴动，还定下了秋收暴动的策略。

4号啊，《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讲道：

“鄂赣湘粤一块儿搞农民大暴动，那大纲已让绮园带走了，鄂湘已经开始准备啦，湘南和粤北也在为军事行动做准备呢”

第二件事，那就是决定搞南昌起义。

7 月 16 日那时候，《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提到“我党政策”，讲道：“四军十一军也许要回粤，现今已经到江西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想法是把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合起来，“回粤慢慢谋求发展”。

7 月 20 号，在九江那儿的李立三、邓中夏等人，瞅着形势有了新变化，就提出来搞南昌起义的主意，这事儿经瞿秋白点头，反映给了中央。

中央常委收到“在浔（九江）负责同志的意见”后，在7月25日以前就拍板决定搞南昌起义，还派周恩来去南昌当前敌委员会书记，这前敌委员会“由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个人组成”。

第三，得把中央紧急会议给开起来。

秋收暴动跟南昌起义的决定，说明中共中央在 7 月中、下旬大体上定好了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过瞧瞧咱党的政治思想情况和组织情况，那还乱着呢！

在政治思想这块，陈独秀搞的那右倾错误，那坏影响在党内还没消呢，再加上大革命失败了，这就让党内出现了挺严重的悲观情绪。在组织方面呢，反动派猛地一袭击，各级党组织都给打散了，中央领导机构也不咋健全。7 月 26 号往后，五人临时中央常委里就李维汉和张太雷俩人留在武汉管事，而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虽说也在武汉，可没啥明确的职务。

所以啊，得赶紧开个中央紧急会议，在整个党内把陈独秀右倾的错误给清算喽，把新的斗争方针明确好，把党的自身建设给加强喽，把中央领导机构给整健全了，这事儿可是急得不能再急啦！

在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时候，中共中央曾有点“犯嘀咕”。

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到了武汉后，就说要开党的紧急会议。接着，“国际那边又发电令，要召集全党正式的紧急会议，来审查过去的政策和过去的指导机关，好决定新的政策”。

然而，张国焘不赞同陈独秀退出中央，还觉得没法召集会议呢。有些领导呢，怕公开清算陈独秀的错会损害中央的威信，就也在那犯嘀咕，拿不定主意。

在讨论的时候，瞿秋白明明白白地讲：

咱得明白，武汉失败那是机会主义搞砸的，虽说得保住组织上中央的威信，可政治路线那是相当重要呢。蔡和森也“铁了心赞成国际代表的看法”。

中央拍板决定开个紧急的会。

中央紧急会议本定在 7 月 28 号开，可因为形势吃紧，交通不便，就没按时开成。到了 8 月 3 号，中央开了常委会议，琢磨紧急会议的各种准备事儿。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这 8 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张太雷、李维汉说了和国际代表谈话的情况，还探讨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中央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是这样的：1.接纳国际近来的训令；2.搞个告同志书（批判过去的错处）；3.有关农民的决议；4.工运的决议；5.组织方面的决议；6.新的指导机关。

好嘞，咱这么说：这么一来，开八七会议的思想准备跟组织准备工作都弄妥当了。

【3、八七会议的召开】

1927 年 8 月 7 号，“八七”会议在汉口开啦。

咱说这会议，1927 年 8 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印发的《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是这么注明的：

这时局一紧张，交通就变得特别不方便。这不，北方、上海、广东那些地方的代表根本来不及召集，就连江西的代表虽说召集了，也没法来。一直等到八月七号，来的只有湖南的代表，还有没去上海的新书记邓中夏同志。没办法，那就只能让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还有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来开会了。

虽说人没凑够，没法开全党正式的中央委员全体那种紧急会议，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那是相当大啊！

据《“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所写，去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1位，这21人是：

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和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的代表是彭公达

湖北的代表是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来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以及“别的苏联同志”；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长邓小平。

八七会议的会场在汉口中心那块儿，具体地址是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如今的鄱阳街139号。

会议上，李维汉讲道：

这是所公寓式的房子，会场就定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那时我得负责会场的安全，就对这地方的环境和条件挺上心，所以印象挺深。邓小平、陆定一也都觉得这儿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场。

那地方环境可不咋好，二十多号参加会议的人，分作两三天，让交通员一批批给带到会所。到了那儿就只能睡在那儿，不准出去。开完会，再一批批地散开。吃的是些干粮，像面包啥的。罗米纳兹的报告里还说了些不对的话，没咋分析就讲中国资产阶级“当下已经变反动了”，一个劲儿强调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啥的。

共产国际代表讲完时，都快中午啦。“歇半个钟头，吃点东西”，完了接着开会，讨论国际代表的报告。

先后讲话的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

讨论完了，共产国际代表来作总结发言。接着就表决，情况是：

“1.大伙在原则上都赞成告同志书的草案，全体通过了；2.让秋（瞿秋白）、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兆（苏兆征）这三人组成委员会，去把文字修改修改。;；“第三个顶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所属各级党部改造一番”。

8 月 21 日，中央决定“建立党内交通网”，这是为了让全党联系更紧密，让党的领导更有力。中央得建立能通到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得建立能通到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得建立能通到各乡的交通，这么一来，就能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啦。当时党的全国交通组织系统见下表。

第二，得在全党把八七会议决议给传达到位，并且好好贯彻下去。

8 月 11 号，中共中央给全党公布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还有《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到了 21 号，临时中央整出来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以及《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那八七会议呢，是在挺危险的环境里开的，时间太紧，就没来得及弄出一个总的政治决议来。

所以呢，这三个决议案能当成八七会议的关键补充文件，对统一全党的想法，解决组织上混乱的情况，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改变，那可是相当重要啊！

其三，引领各地搞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讲啦，咱中国各个省的情况差别老大了，又没个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没法定个时候搞全国性的暴动，靠推翻中央政府来定暴动的输赢，那可不中。

当下咱这党的总方针应该是：

得把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的武装暴动给准备好、组织好，趁着现在秋收的时候，搞抗租抗税。至于各省啥时候暴动，得看当地的情况和总体的情况来定。

依着这一精神，各地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的一些地方搞起了武装起义。

像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湖北的蒲坊、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崇阳、孝感、麻城、黄安那旮旯的起义，江西的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广东的海丰、陆丰、琼崖那一块儿的起义，江苏的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河南的光山、四方山那片的起义，河北的玉田、丰润那地儿的起义，还有陕西清涧那地方的起义。

这阵子，中共中央总体的指导思想虽说还是把城市当中心，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作策略步骤已经讲了要“上山”，好保存力量，等着机会再发展。

咱全党照着八七会议的精神行事，就这一年的工夫，从松辽那旮旯到五指山，从东边海边到陕甘那块高地，搞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就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迈进了热热闹闹的土地革命战争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