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初读《江南困局·郑鄤章》的困惑

初读《江南困局·郑鄤章》的困惑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还是上架不久的新书，笔者网购阅读。

该书是介绍晚明历史的通俗读物，以士大夫为切入点，共写了6个人物的事件，各自独立成篇，共六章。可以让人一窥晚明的历史风貌和人物命运。

作者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用通俗的方法来写历史，每章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再加上运用一些现代的语言，显得文笔生动，可读性强。

但是我读了第四章《被千刀万剐的学霸》以后，却有了异样的感觉。既然是写历史读物，就必须尊重史实，不管这个史实是大是小，都必须尊重。我读过以后，发现有好几处与历史事实不符，有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或人物。于是查阅作者所列参考文献，其中既有史料，也有现代人的著作与论文，然而却会出现这些差错，眞是感到困惑。

所以我想先指出该章中与史实不符之处，然后在【 】中陈述我的观点，以就教于方家，亦可起到与作者商榷的作用。现条列如下：

1 .作者写郑振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参加乡试中举。这样就引出后文一句很吸引眼球的话：“文震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举人时，他有一个同年，叫郑振先。与父子分别在乡试与会试中成为同年，文震孟和郑家有着不解之缘。”

【这样写，显示出一个特殊的缘分，确能给人视觉效应。但是，郑振先不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举人，而是万历十九年(1591)就成了举人，早于文震孟三年。这个史料，只要查一下《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和《苏州府志》中的“选举”卷就能得知，不是什么难事。作者何以产生这样的失误，就不得而知了。

父子都是同年进士的事例在郑鄤身上倒是有的。不过不是和文震孟，而是和陈仁锡。郑鄤和苏州陈仁锡（探花）同是天启二年进士，郑鄤的父亲郑振先和陈仁锡的父亲陈允坚同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

2.书中写：“万历三十九年（1611）郑鄤成婚了，老丈人是宜兴周氏。”后面接着是，“这个家族也是科举世家，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状元周延儒。”

【这样写的话，就可以把郑鄤和周延儒扯上关系。

郑鄤在《天山自叙年谱》中称岳父是周星莪，当然星莪是字号，而非本名。也曾有专业学者，把周星莪误以为是武进人周诗雅，但是她知道周星莪不是宜兴人。作者把郑鄤的丈人写作宜兴周氏，不知依据何在？

郑鄤的岳父名周士英，字星莪，曾任浙江义乌县令，后迁升至吏部郎中。常州吴之光著《朴耕斋续集》中的《常州山桥周氏宗谱爱莲堂续修序》，文中有关于周士英的内容。】

3.“郑鄤立刻以原官起复，但他到京之后没几天，家里就出了大事——郑振先去世了。在大明朝，父母去世，官员都要丁忧二十七个月，郑鄤只能回家。父亲去世，回家守孝。”

【这一句有问题，郑鄤没有进京补官，父亲就去世了。在《亡考彖斋府君行状》里，郑鄤书写了他父亲生命中最后几天的时光。这几天，郑鄤正在家乡陪伴着他父亲呢。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二日大雨，在船上郑振先对郑鄤说：“韩子有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去做官了。”上述内容，作者所列参考资料《峚阳草堂文集》里是有的。郑振先希望儿子早日进京补官，是真实的心情；但是这次郑鄤确实没有进京。即便是通俗读物，我觉得也是不可以这样随意地书写的。】

4.“十一月初八，内阁首辅温体仁上《特纠灭（注：应为“蔑”字）论词臣揭》劾郑鄤不孝之事，要求法办。”……“崇祯皇帝看到奏疏后勃然大怒，第二天就将何吾驺、文震孟罢相。”

【这一段文字把前后因果关系颠倒了。文震孟的下台是党争的结果，温体仁是阉党余孽，文震孟是东林后期的中坚力量，温体仁貌似孤忠取得崇祯帝的信任，使用阴谋诡计排斥文震孟。即使郑鄤不进京，文震孟被罢相也是必然的。事实上，温体仁是借用另一个官员的任用问题，激怒文震孟，然后把文震孟发牢骚的话向皇帝打了小报告。崇祯帝虽然罢了文震孟，但还是给了一点面子，叫做“冠带闲住”。文震孟入阁没有经过廷臣推荐的程序，是由崇祯帝钦点入阁，是他自己选中的。给文震孟面子，实际也是给自己留面子。温体仁则乘胜追击，他弹劾郑鄤的用意是斩草除根，因为郑鄤是文震孟的铁哥们，对他又桀骜不驯，留下是个祸患，所以要坚决铲除。文震孟的《北征日记》对于被罢相日期有详细记载，他是十一月五日奉旨冠带闲住。时间上，是文震孟罢相在先，温体仁弹劾郑鄤在后。而且我认为，说崇祯帝是看了弹劾郑鄤的奏疏，把何吾驺、文震孟罢相，是站不住脚的，这也未免太高看郑鄤了吧？】

5.“至于郑鄤，同党之人对他很是推崇：顾天埈说他“学术非常”；刘宗周将他与钱谦益并列，说自己文章意气不如他们；黄道周说自己犯颜直谏的勇气不如郑鄤。”

【说刘宗周将郑鄤和钱谦益并列，这是张冠李戴了。《明史·黄道周传》写到：黄道周“升右谕德，掌司经局，疏辞。因言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这“七不如”中最后一句是：“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

6“郑鄤的儿媳是为次子郑兢聘的，是同乡进士韩锺勋的女儿。”

【郑鄤“奸媳”致死的罪状，是后来被杀郑的人添加的，因为他们知道扑朔迷离的“杖母”之罪还不足以置郑鄤于死地。于是由武进籍的中书舍人许曦出面揭发，此举得到崇祯帝的表扬。皇帝说：“郑鄤五伦俱绝，许曦言其罪状甚明，小臣有公论，大臣反无，岂不可耻？”

所以，韩女之死，是郑鄤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韩女是郑鄤为哪个儿子聘的童养媳？郑鄤在《天山自叙年谱》里写得清清楚楚，在天启四年(1624)“为次男喆聘于韩氏韩不挟之女。”郑兢是郑鄤的第五子，此时他还没有出生呢！这个人员关系都没有搞清楚，岂非咄咄怪事？】

7.在写到最后一次对郑鄤的审讯时，书中这样写道：

“正当审判陷入僵局时，一个重要证人现身堂上。看到他，郑鄤彻底破防。

来人正是郑鄤一母同胞的亲兄弟郑郿……他的证词可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全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已经是大清的天下，郑鄤的儿子郑兢在一场诗文会中邀请了叔叔郑郿，叔叔为侄子新修的庵堂写了三首诗。看来，时过境迁，郑鄤子辈已经有人原谅了这位大义灭亲的叔叔。”

……

【作者连人名都没有搞清楚吗？作伪证的是郑鄤二弟名叫郑郏，后改名郑一谦。郑鄤死后，横林郑氏鸣鼓而攻之，将他逐出郑氏家族。《峚阳草堂文集》的附录卷里有文章《郑氏通族诛不弟郑一谦檄》。

而郑郿是郑鄤的幼弟，最受其父宠爱。当然郑鄤对他也关爱有加。

至于说大清时横林郑家的诗文会，是存在的。郑兢的嗣父景怡公家境富裕，他学郑振先舍宅为庵，但是一直没有给庵取名。后来郑兢特请五牧的薛寀给庵取名，因而有了这次聚会，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一同参加聚会的有横林的黄永（曾任清刑部员外郎，是他给郑鄤的《峚阳草堂集》作序），郑兢的儿子郑敏的老师钱陆灿（号湘灵）也受邀参加。他是常熟人，清代诗人和藏书家，一度坐馆于金陵和常州。

薛寀给庵取名“六一”，取“天一生源地六成”之意，并写绝句八首，聚会的人员都依韵唱和八首。郑郿当然也在受邀参加之列，他没有因为辈分高而例外，也写了八首和诗，遗憾的是他的诗只留下了三首，《郑氏宗谱》的舍宅篇特别注明“缺诗五首”。

到公堂做伪证的是郑一谦，即郑郏；参加取名“六一庵”诗文会的是郑郿；不是同一个人。

既然作者的参考资料中有《峚阳草堂文集》，怎么会认为出庭作证的是郑郿呢？岂非咄咄怪事？写到郑鄤的文章，例如《“崇祯遭温（瘟）”与“郑鄤之狱”》一文（庞乃明、闫志猛：《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写的就是“郑郏出庭作证”。吕杨的《明末郑鄤案考论》则是写：“郑一谦的举报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炸响，使杖母案彻底坐实。”吕杨这篇文章，作者是列为参考资料的，而且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为什么偏偏看不到“郑一谦”三字，而写是郑郿呢？我想，作者恐怕有其深意吧？

前面出庭作证的是郑郿，后面参加诗文会的也是郑郿，作证致死郑鄤者，被郑鄤的儿子原谅了，而且他是“大义灭亲”！作者创造出一个多么富有戏剧性的结尾！】

……

笔者我的感叹：

郑鄤案件和郑鄤其人，历来两种不同观点并存，有时此起彼伏，不足为怪。研究历史的人，分析史料，孰可信，孰不可信，然后得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人、事因年代久远，缺乏确切资料，见仁见智亦不足为怪。

以文学的笔法写历史事件，适当做一些发挥想象，也未尝不可。但是有一条底线必须坚守，不能脱离最基本而且十分简单清晰的客观事实。

郑鄤在《明文稿汇选序·李愚公》里写道：“文者，人之小影也。不能愚公之人，而能愚公之文，未之有也。”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