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嫳屑男子先生对《乡归》的推介、认可与批评。其次,结合先生的《有感》,想谈几点个人观点。
一是章惇与苏东坡的关系。在苏东坡跟章惇关系交恶的过程里,苏东坡和苏辙两个人是承担有一定责任的,尤其是苏辙,在章落难时确实有“落井下石”的操作。对此,书里没有避讳,说得比较清楚。不过,在总体上来说,新旧党争当时已是你死我活,非常地惨烈。章惇与苏东坡的个人恩怨,是从属于新旧党争的。苏东坡跟苏辙这两个人的责任方面,展开得不多。我个人观点,也是认为“交恶”是社会大环境所致,特别是章惇在宰相位置上,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新党把持的整个朝廷,这是根本性的因素。章惇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才干的,在富国强兵包括后来收复西北失地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在书里面都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的。
二是沈括和乌台诗案的关系。实际上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沈括呢,只是在这个乌台诗案里面起到了一个加强政治斗争的作用。而且,他当时把苏东坡的材料收集起来交到宋神宗之后,宋神宗是没有理睬的,直到六年以后,乌台诗案爆发,新党重新把这个事情找出来,再把沈括收集的这个材料作为证据放进去的,乌台诗案不是因为沈括而发生的,但是沈括六年前提交的材料被利用了。
三是关于吕惠卿的问题。书里面没有说吕惠卿是没有才学的,相反,如果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字里行间还是认为吕惠卿是比较有才学的。那书里面所说的,其实上就是吕惠卿这个人的人品不是特别好,那透露出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不是说他才学不行,当然有可能在个别的用词上,由于考虑不周,可能说的太满了一点,导致读者有这个错觉。我在创作的时候,确实是对吕惠卿批评的,认为他这个人人品不好。不仅是先对旧党,对苏东坡、苏辙这些人不太好,而且他包括对新党提拔他的恩人王安石,一旦掌权后就忘恩负义,相当不友好。整体上,他的人品不好,才学是肯定有的,不然也不能当到宰相。在用词上当时注意不够,这一点,非常感谢这位先生的批评,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后努力创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细节方面。
其实沈括也很倒霉,永乐城兵败的时候,他当时位居高位(新党启用他作为西北边防的主帅之一)。永乐城兵败之后,他承担责任,被贬得很惨,而且一直没有被重用。后来旧党执政,到1085年苏东坡被重新启用,被贬到镇江一带的沈括也一直没有被启用。也就是被贬下来之后,整个仕途基本算是over了,处于新党旧党都不怎么待见的境遇。
“身心归处,毗陵我里。”东坡是一座灯塔,照亮诗与远方。《乡归》,只是个逗号。
呼应先生的有感,午休间隙匆匆说几句,不准确之处,请先生及读者继续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