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史之十一:习仲勋和常香玉之一
中国学文化卷现代册戏曲篇
安 文
20世纪50年代,习仲勋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看文艺演出机会较多,对京剧及豫剧、粤剧等地方剧种产生浓厚兴趣,同戏剧界艺术家保持良好关系。在习仲勋交往的众多戏剧界人士中,有个地方剧种的艺术家和他非常熟悉,她就是被誉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常香玉。
常香玉率团义演捐赠飞机,得到习仲勋大力支持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次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已于1950年8月把香玉剧社迁回西安的常香玉知道后,就同丈夫陈宪章商量,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报告,表达了自己捐献飞机的愿望。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知道后,充分肯定常香玉的爱国义举,指示:“就用香玉剧社的名义进行义演,好!”西北局有关部门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组织由宣传部、文化部及西北文联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西北局文联主席马健翎介绍了常香玉的情况。习仲勋听完后总结说:看来,常香玉是来自人民并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于她,她用义演来给灾民募集衣食,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到解放后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在逻辑上来讲更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她的爱国行为。她要用义演来捐献一架战斗机,我们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功,这在西北、在全国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习仲勋又说:这件事情,我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争取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会后,为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西北局宣传部还通知常香玉,要她把剧团整顿好,并做好动员工作,准备募捐演出。这架战斗机按当时的币值是15亿元人民币。常香玉下定决心,并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当时,香玉剧社是民营剧团,有一部大卡车,是流动演出拉衣箱的。为义演,常香玉把它卖了,把首饰也全部卖光,用作演出基金。为不影响演出,她把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带领59名演员踏上了义演募捐征程,并公开宣布:剧社的演职员不拿报酬,所有义演收入全部用于为志愿军购买飞机。
捐献义演自1951年8月5日开始,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的演员们从西安出发,半年时间先后在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平原省的省会新乡、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广东省的省会广州、湖南省的省会长沙等地演出。常香玉带领剧社终于实现了捐献一架飞机的愿望,捐款全部寄到北京的抗美援朝总会。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高兴地给飞机命名为“常香玉”号。
常香玉回忆这段义演经历时说:《花木兰》在西安一炮打响,场场爆满,这可不光是俺常香玉演得好,是党和政府支持俺的结果。打开报纸看,宣传香玉剧社的文章一篇接一篇;拧开话匣子听,每时每晌都有赞扬俺《花木兰》的声音。要不然老百姓有几个人知道常香玉演出《花木兰》呀。打从捐献义演开始就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受到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热情支持。
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香玉于1952年2月回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专门为她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也参加了这次庆功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致辞,一再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回顾捐献义演这段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工作总结汇报,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转呈习仲勋。习仲勋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习仲勋还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常香玉说:“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习仲勋还说,他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兰》、《拷红》,说常香玉唱腔好听,吐字清晰,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夸奖常香玉练出了真功夫。接着,他又问了常香玉的生活情况,问了剧社的现状,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
1952年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尤其是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可谓日理万机,可他还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关心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动。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常香玉成为豫剧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