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史之九:失踪之谜——建文帝
二、儒家理想国梦想破灭
中国学历史卷现代册解放篇
安 文
建文执政仅三年,且基本处于战争中,但整个明代民间对他和忠于他的方孝孺等“壬午殉难”诸臣生死流言不绝,连远在西藏的察木多即今昌都,“蕃人相传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为明建文帝转世。虽无稽,足见当是天下怜建文帝,异域亦久而不忘也。” 而“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为帕巴拉活佛,是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世系。建文因削藩败,人民对其怀念,显然与此无关,而是对其上台后准备或已经实施的改革的拥护。建文悲剧,如同王莽新政,其实是中国儒家最后一次建立理想国梦想的破灭,至今教训沉痛。
朱允炆继承皇位后,与朱元璋重武轻文相反,在文化改革上,诏告天下求贤访能,优容文士,提高其品级,任命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兵部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将三位文臣引为心腹,参与削藩等军国大事决策。他们“锐意复古”,推行儒家经典一系列民生政策措施,如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灾贫民,蠲免赋税,赐年老百姓米肉絮帛,令官府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又令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甚至要实行井田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与老奸巨猾、经验丰富的朱棣比较,这些大儒都是政治素人,只能根据儒家经典按图索骥治国理政。于是,在这些纸上谈兵的儒生策动,和性格仁厚、少不更事的朱允炆领导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构建儒家理想社会的改革运动。在内有顽藩狙击、外受强虏威胁的背景下,改革伊始就注定了悲剧命运。如此重文轻武,导致与燕军作战竟找不到像方孝孺这样忠诚的将领,一败涂地。
在政治改革方面,建文父子与残暴的朱元璋不同,朱标性格仁厚,对刑狱判决多以减省为主。朱允炆也延续了朱标宽大政策,洪武二十九年就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请求朱元璋修改了《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分严苛条文,深得人心。继位后,朱允炆下诏行宽仁之政,赦免罪人,蠲免百姓拖欠赋税,尤其认为太祖律令法典某些部分过于严苛,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所定的惩罚条款。即位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用遵守正式律令手法,巧妙否定了曾祖父的指令。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恢复了太祖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的法律效力。
财政经济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改革新措施,减轻前朝过重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江南、尤其是苏州和松江两府过重的土地税。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为惩戒百姓曾经对朱元璋敌人的支持,自明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提供了国家主要财源。即使1380年4月朱元璋下令减税20%,但这里的土地税仍过于沉重。如1393年仅苏州全年就交纳281万石粮米,是全国土地赋税2940万石的9.5%,而苏州耕地仅占全国登记在册耕地的1/88。过重苛索,当地人民往往无法交足规定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只好抛荒土地,变成游民,从而减少了税收,也加重了纳税居民负担。1400年初,有人申诉直隶地区(直接隶属于京师南京的地区,范围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朱允炆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统一标准收土地税。朱元璋曾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把持财政,偏私家乡,牺牲国库利益,朱允炆也解除了这种禁令。
另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寺观拥有的免税土地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在江南富庶州府情况而发,因为在朱元璋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肥田沃土,变成有权有势的地主,不仅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还占用把当地居民土地,强迫他们服劳役。1401年8月朱允炆下诏批准官员奏疏,限制僧道土地占有数量,只准每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人民。
这些改革措施未必都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1400年已深深卷入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不久就夭折了。但它们无疑影响了僧侣们既得利益,得罪了宗教界,这又使燕王找到了侄子如何违犯《祖训录》的另一口实,进一步提供了“惩戒”皇帝的理由。因此,许多僧侣都为燕王叛军效劳不足为奇,他们的领袖就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和尚道衍(后名姚广孝,1335年—1418年)。
有趣的是,佛寺最终却成了朱允炆栖身之所。据说朱允炆在湄江藏君洞咏联一副:
家从京畿而来,回首五岳峨眉,此等山川甲天下;
帝似尧舜以后,伉怀秦皇汉武,如我王孙旷古今。
这既是对湄江美丽风光的衷心赞美,也是触景伤情,对自己一生坎坷命运的高度概括,更是对无奈现实的宣泄和壮志难酬遗憾的真实写照。不过,我还是认为朱允炆不可能终老湄江藏君洞佛寺,也不可能冒自己和朋友被杀头风险,自投罗网写如此露骨的对联。
无论如何,尽管失败了,但朱允炆和方孝孺们仍然都是那个时代勇敢追求崇高理想的改革家,值得后人敬佩。而永乐大帝的功绩,如郑和航海等,与他们破碎的儒家理想国美梦刺激,是有内在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