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汉字四四：“醫”字为何有“矢”“殳” 中国学语言学册汉字篇

戏说汉字四四：“醫”字为何有“矢”“殳”

中国学语言学册汉字篇

安  文

“矢”和“殳”的甲骨文。矢是弓弩；殳是八股竹片合成的长一丈二尺用于兵车前部开路的长兵器。兵器有何特点？兵器，兵者所用也。能伤人，但是也可以救人。这就是自古“兵”之正负两用。当用兵器救人时，就是“医”；用兵器伤人时，就是“疾”和“疫”。当然，伤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救人。驱邪扶正，自古也是天之道。所以，自古也有“瘟神布疫”之说。“疫”就是“瘟神”的兵器，专为驱邪扶正，清理天地时所用。被伤被救，就看自己是正是邪；生死之间，自己说了算。

自古也有用药用医即用兵的说法。自古读书人，一般都有几等本事：上觀天象，下察地利，中通人事。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用兵，可以行医，可以教书……因为这些都是相通的，现在的学问之路都切割的很细，因为太细，也就难以真正有经天纬地之真才了。佛道讲，身体就是个小宇宙，也是个小国。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就像某一块国土失守，用兵得当，则可以收复国土；若用兵不当，则可能有更大损失；甚至，国土沦陷，生命消亡。

兵者之道，医者之道——清朝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对此有这样一段阐释：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天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究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若夫虚邪之体攻河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就是说，人身体本来是病为邪气所入，行医时用药可以驱邪立正。“药”如同排兵布阵，必先知己知彼，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战略方案。兵虽好，用兵不当，则也容易招致损失。观人之疾病情形，分析何时何种布局可以断敌人要道；何种布局可以做防守之用；何种布局可断其粮草；何种布局，可防止敌合兵一处；何时進，何时退，何时固本培元……

所以，一个医生，就应该是一个熟读孙子兵法的好将军，能统领全局，选材得当，器械精良，布阵有方。从这个角度讲，矢和殳都是兵器的种类，能老练使用这些技术的人，才是医。

好将军与好医生——一个好的用兵者，必有宏观全局的思维，高维的视角。所以，自古大兵家皆为修行人。姜子牙、黄石公、孙子、范蠡、李靖、郭子仪、张良、韩信、诸葛亮……皆洞察天地之机，而能纵横捭阖，运筹帷幄于天地间。医者也是这样，对生命、人体、宇宙的真象洞察力越高，医术自然也就越高。古代医术高明者都有一定的功能，能见人所不能见，以“天人合一”整体宇宙观为基础。可以用功能查看人体系统的运行情况和体外不同空间物质、生命的存在表现情况，以及由此对人所起的干扰与影响，并查看它的来源与因由及其过去现在将来在不同空间的表现情况，再针对不同的病施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中国古代医学，不仅针对表面病症，头痛医头，脚痛以脚。而是像用兵打仗一样，讲究整体御敌，以整体调和人体阴阳、达到阴阳平衡的目的，与诊治调理一个国家，平衡与处理不同的因素，是相通的。所以，自古的大医学家，同样也都是修行人。我们所知的大医学家，如细查阅历，都会发现他们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治病方式，从岐伯、伊尹、华佗、孙思邈、扁鹊、董奉……我们所了解“岐黄之术”“悬壶”“杏林”“青囊”，皆是一段超越现代人认知的神奇故事。可惜，只有江西中医院上世纪九十年代请我给医生讲过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