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之外，还有情理

不久前，南方医科大学老师余莉因救治病人导致上课迟到而受到通报引发热议，校方一开始给出的处理不仅扣除当月奖金，还取消了年度评优的资格，引起争议后又迅速撤下。但从近期校方的回应中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坚决，对于余莉老师的通报处罚不会轻易取消。校方从教育质量角度出发，对余莉老师进行了通报处理，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却是有失偏颇的。

一方面，虽然余莉老师课堂教学迟到了29分钟是一定意义上的教学差错，从客观上确实耽误了课程教学，但另一方面余莉老师迟到的原因并非个人问题所致，反而是为了治病救人，这29分钟甚至更多的时间里，她都在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学生“尚德济仁”将校风校训以自身行动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何尝不是一次可贵的教学示范呢？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有医术更有医德的好医生，也需要这样经验丰富、以身作则的好老师，如果校方仅仅从上课时效这一标准衡量教学，那便是把路走窄了，让救人的人心寒。南方医科大学作为医生的摇篮，提供的应该不仅是硬件齐全的教学环境，还应该成为这些学子、未来医生的精神后盾，医科大学的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要给予他们坚定医学信条的理由。这些都是从学校的一点一滴行为里透露出来的，南方医科大学已经有了余莉这么优秀的医师典范，应该珍惜，而不是先于社会地打击好医生，那样的通报不仅是对教学的否定，也是对“余莉老师”“余莉医生”无私救人行为的否定，如果救了人却被罚这样以后谁还敢勇担责任治病救人。

人类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拥有同理心，拥有独立思考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面对复杂的事务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到经验和营养为以后的成长拓宽空间。教育和医疗是当下两个十分热门的话题，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更是备受关注，余莉的经历便道出了这两个身份的难平衡之处，但就如罗翔老师说过的“救孩子的义务是要高于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的。”生命在这件事情中应该是被放到第一位的。教育教学不仅要讲规章的法理，更要给予道德情理以弹性的空间，只有这样师者怀德育人的行为才是得到了支持，医者救死扶伤的信念才是得到了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