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非固定
不久前，南方医科大学俞莉老师因紧急抢救突发病危的患儿而迟到课堂29分钟，校方对此处以扣除当月奖金2000元及取消年度评优资格的处罚。此举迅速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学校也迅速撤下通报，表示正在调查核实。
首先，我们必须对俞莉老师作为医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选择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医学领域，每一位医者都将“生命至上、患者为先”作为自己的职业信仰。当面对突发病危的患儿时，俞莉老师选择了救人为先，这不仅是医者的本能驱使，更是她深厚责任感的体现。她的行为彰显了对生命的尊重，是医者仁心精神的写照。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俞莉老师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她同样需要严格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上课迟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课堂纪律和学生学习权益的忽视。学校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教学纪律，旨在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和保障教学质量。对于不遵守规章制度的老师，学校进行必要的惩戒，旨在体现从严治校、对学生负责的教育态度。因此，从维护教学秩序和保障学生权益的角度来看，学校的处罚措施似乎“无可厚非”。
课堂守时是维护教学秩序的基本准则，但守护生命也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课堂守时体现了对教学秩序的尊重，是保障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基础。而守护生命则是医学领域最核心的职业道德，它要求医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首要考虑。在紧急情况下，医德与师责并非完全对立，而是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点。校方的通报虽然体现了对制度的严格执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事件背后的道德与人性的光辉。作为教育机构，学校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人文关怀。俞莉老师的行为虽然违反了教学纪律，但她所展现出的责任感和爱心，正是学校应该倡导和弘扬的。
生命至上与规则至上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需灵活调整以找到平衡点。因此，学校在执行校规时，应给予足够的弹性空间，避免过度僵化。特别是对于医科类学校而言，更应注重人性化考量，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那些出于治病救人目的而不得不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于因特殊原因导致的违规，学校应设立公正、透明的申诉机制，确保处理结果既符合规则要求，又能体现出对个体行为的合理理解和尊重。

应对救人误课情形学校须有预案

无所求

　　不久前，南方医科大学老师俞莉因为所分管的患儿突发病危情况，需要紧急抢救，而选择了救人为先，最终导致上课迟到29分钟。校方发布通报，俞莉被扣除当月奖金2000元，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这份通报毫不意外地引起巨大争议，学校迅速撤下，回应说“正在调查核实”。

　　正如有细心的网友观察到，医科大学里的任课老师，大多数是双重角色，既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要按部就班授课；又有临床的医生职责，要坐诊看病做手术。俞莉老师正是这双重角色发生了冲突，一边是分管医治的患儿突发病危情况，需要紧急抢救；一边是分担教学任务的授课时间到了。

　　任何人都没有孙大圣的分身之术。要么救人，要么上课，二者必居其一。俞莉选择了救人为先，最终导致上课迟到。校方以俞莉违反了教学工作纪律，进行了处罚。试问，如果俞莉选择了授课为先，最终导致患儿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或终身残疾，校方又将依照什么工作纪律进行处置？

　　很显然，俞莉老师的误课，不是因为自身失职渎职纪律松弛懒散懈怠原因所导致，校方的处罚是不合情理的，这样的处罚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违法的。

　　笔者认为，对于医科大学里具有教师医生双重角色（教学和临床任务同时在身）的情形，学校必须有预案，以随时应对任课老师遇到所负责医治的患者发生病情突变或其他突发情况不得不立即前往救治的紧急情况。既让“俞莉”老师前去抢救患者，又不让课堂学生白白浪费时间。

　　当然，这种情况要接受严格的事后核实检验。不能在弥补工作纪律制度漏洞的预案制度上，又出现另外的漏洞，使得授课工作制度降低了严肃性。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制度应当不断地完善严谨起来。

纪律没有错，死搬纪律就错了
既是老师，又是医生。当这两种身份所担负的职责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选择？我想，这不仅仅是“二选一”的简单勾选，而是一道考验价值观的人生课题。
俞莉身为老师，应该遵守学校纪律，按时给学生上课；身为医生，她承担着治病救人的使命，病人的安危大于一切。是师者也是医者，俞莉的幸福感应该是双倍的，令人遗憾的是，居然有一天，这两种身份“打起来了”。俞莉选择了生命至上，我为她的选择点赞。
客观上讲，俞莉上课迟到29分钟，的确违反了学校的教学纪律，因此被扣发奖金、取消评优，那是“有据可依”的，可为什么大家一边倒地批评学校的处理有问题呢？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违反了老百姓朴素的情感期待。
什么是朴素的情感期待？我的理解是普世的情感价值、下意识的是非抉择。表现在这起事件中，当校纪与生命发生冲突时，是强调纪律的刚性一味死守，还是尊重生命救人为先，老百姓当然有自己的判断。
就纪律来说，严明的纪律是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纪律应该更好地成就人、成就事业，而不是造成人们身份撕裂、观念错乱，在需要一腔热血出手的时候，却犹豫不决甚至冷眼旁观。我想这不是纪律的错，是死搬纪律的错。
回到俞莉老师的身份。“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作为医学老师，她教给学生的，是救死扶伤的知识，她面对的，是未来的医生。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赶着给学生上课而不顾急需救治的患儿，她教给学生的又是什么？学生感受到应该不是纪律的美好，而是“师者厚德”的沦落、“医者仁心”的缺失。
1938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茅山，曾在金坛的乾元观留下“传道当传义”的佳话。我想，知识是“道”，基于善良、正义等美好情感而作出选择是“义”。作为老师，应当教会学生“道”，更要让学生懂得“义”。
俞莉用她的身教，给学生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赏罚分明，方能服众

文 | 刘畅

最近，南方医科大学老师老师俞莉“抢救病人迟到被罚”的事，激起广泛的社会讨论。舆论非常罕见地，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校方：处置严重不当，不仅是寒了一线老师、医生的心，更是违背了医者仁心、生命至上的誓言。

首先，笔者认同这些批评，因为此举太违人情。

前些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那句台词“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曾引发广泛共鸣。当你卧倒于病榻之上、危在旦夕之际，谁不希望遇到一个像俞莉老师这样的医者？那时候如果还想着“要赶回去上课”“迟到要扣奖金”，恐怕配不上白衣天使之誉。

以笔者观察，在医科大学里任教的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他们大多数一边是老师的角色，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另一边又有医生的职责，要坐诊看病做手术。

这两种角色，在平常自然有教学相长、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优点。但是一遇到“抢救与上课”这样的特殊情况，往往会有冲突，极其考验管理者的处置水平和一线老师、医生的抉择。如何处之？真的能完美地做到“既要抢救成功”又能“不耽误上课”吗？这太难了。

非常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的医生整体上职业素质非常高。在我遇到的那些医生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会选择先救人。这是非常朴素的道德、良心的选择。

其次，从管理的来说，引发舆情的关键在赏罚不明。

笔者尝试从校方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做法，推测其出发点可能是：你虽然救了人，但确实迟到了，引发了投诉，如果不依规处罚，那么此例一开，以后别的老师迟到了，都说是抢救病人去了，那还怎么管理？

这种考量有一定的道理。某种意义上，管理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既要照章办事，铁面无情，又要实事求是，通情达理。若笔者处于校方之位，该如一面妥善处理上课迟到的投诉，另一面又能嘉奖抢救病人的老师？其实不难，做到“赏罚分明”即可。

具体方法也简单，校方可以下发两份通报。第一份通报照章办事，详述老师迟到的事由，表示虽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按照学校的制度规章，该罚就罚，扣除当月奖金2000元、取消年度评优资格都可以。第二份通报则是表扬嘉奖，重点申明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精义所在，然后宣布奖励20000元，颁发奖状锦旗，以此表明态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通报里只有罚，没有赏。赏罚不分明，如何能服众，又怎能不引起公众饿不满，舆论上的被动？

最后，或许还有更多隐情等待揭示。

在仔细看了“抢救病人迟到被罚”通报之后，我有一种十分别扭、奇怪的感觉。一般说来，此类通报都是言简意赅说明事由、处罚决定即可，很少会像这份通报那样详细，不厌其烦。它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去讲述俞莉老师如何敬业、病患的情况多么危险、抢救的多么及时，精确到了几点几分。

这太反常了。读完这份通报，让人情不自禁地心生一种困惑，其潜台词好像在说：我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也不想处罚这位救人迟到的老师，我把来龙去脉摆到读者面前，让大家自行判断吧。

由此，笔者大胆推想，此事或许还有更多隐情，水落石出尚待时日。目前该校已经表示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跟进处理。相信最终的结果就算“罚”不能撤，但至少“赏”是可以补上的。

莫让救人者心寒

众志成城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教师因救人而迟到受到处分的事件引发热议。尽管这看似是一起简单的违反教学纪律事件，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俞莉老师在上课前发现分管的患儿病情危重，疑似脑出血，遂留下来紧急处理，导致上课迟到了29分钟。尽管她在处理完紧急状况后及时赶到教室并完成了授课任务，未造成不良影响，但学校仍认定此事件为教学差错，扣发其当月奖金2000元，并在全院范围内通报批评，取消其本年度评优资格。

从规则的角度看，学校依规行事似乎并无不妥。毕竟，无规矩不成方圆，教学秩序需要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维护。然而，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应该更具人性化和灵活性地执行规则呢？

课可以补，但生命只有一次。俞莉老师出于医师的职业精神，秉持对患者负责的态度，选择先救人，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她的高尚医德，更是对生命至上的生动诠释。她的言传身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无比珍贵的医德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若仅仅依据死板的规定进行处罚，而忽略了背后的特殊原因和积极意义，难免会让人感到心寒。

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学校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学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在执行规定时，是否应该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以及更具人性化的考量？对于这样一位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医者担当的老师，学校给予的不应是处罚，而应是肯定和赞扬。

一所医科大学，培养的不仅是医术精湛的学生，更应是具有高尚医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医者。如果救人者事后不是得到褒扬，而是受到处罚，那么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在面对类似情况时产生犹豫和顾虑，社会的良知底线也可能会因此而节节后退。

我们不能让救人者既流汗又流泪。校方应该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给出一个更为合情合理的处理结果。同时，也希望其他学校能以此为鉴，在维护教学秩序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莫让救人者心寒，让“生命至上、救死扶伤”的理念在校园中深深扎根，成为每一位师生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温度的人才，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充满爱与正义。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让我们用善良和理解去评判这一事件，给予俞莉老师应有的尊重和公正，也让更多的人在面对生命的抉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希望。

法理之外，还有情理
不久前，南方医科大学老师余莉因救治病人导致上课迟到而受到通报引发热议，校方一开始给出的处理不仅扣除当月奖金，还取消了年度评优的资格，引起争议后又迅速撤下。但从近期校方的回应中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坚决，对于余莉老师的通报处罚不会轻易取消。校方从教育质量角度出发，对余莉老师进行了通报处理，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处理却是有失偏颇的。

一方面，虽然余莉老师课堂教学迟到了29分钟是一定意义上的教学差错，从客观上确实耽误了课程教学，但另一方面余莉老师迟到的原因并非个人问题所致，反而是为了治病救人，这29分钟甚至更多的时间里，她都在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学生“尚德济仁”将校风校训以自身行动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何尝不是一次可贵的教学示范呢？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有医术更有医德的好医生，也需要这样经验丰富、以身作则的好老师，如果校方仅仅从上课时效这一标准衡量教学，那便是把路走窄了，让救人的人心寒。南方医科大学作为医生的摇篮，提供的应该不仅是硬件齐全的教学环境，还应该成为这些学子、未来医生的精神后盾，医科大学的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要给予他们坚定医学信条的理由。这些都是从学校的一点一滴行为里透露出来的，南方医科大学已经有了余莉这么优秀的医师典范，应该珍惜，而不是先于社会地打击好医生，那样的通报不仅是对教学的否定，也是对“余莉老师”“余莉医生”无私救人行为的否定，如果救了人却被罚这样以后谁还敢勇担责任治病救人。

人类社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拥有同理心，拥有独立思考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面对复杂的事务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到经验和营养为以后的成长拓宽空间。教育和医疗是当下两个十分热门的话题，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更是备受关注，余莉的经历便道出了这两个身份的难平衡之处，但就如罗翔老师说过的“救孩子的义务是要高于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的。”生命在这件事情中应该是被放到第一位的。教育教学不仅要讲规章的法理，更要给予道德情理以弹性的空间，只有这样师者怀德育人的行为才是得到了支持，医者救死扶伤的信念才是得到了捍卫。

无论如何 生命大于一切

撤掉说明还有救

太死板的教条是缺少人道主义的，是应刻修正或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