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量

酒    量

    参加工作前，从来不喝酒。1958年当了老师也没机会喝酒，1964年参加社会主义要作队时，喝酒是要被处分的。到了县级机关没有喝酒的风气，下乡吃机关食堂，谁请客谁付钱，没有公款吃请的先例，纪律严明，所以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酒量。

    1979年我被抽调到县学大寨工作队派到小新桥公社任副队长。中途，陈德昌副队长被提拔去汤庄公社任党委书记，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我俩在他宿舍里畅谈至深夜，喝酒了。他拿出一瓶1.80一斤的洋河大曲和一盘花生米，把一斤酒一次性倒入两只搪瓷潄口杯中，当时我说不会喝酒，他说随便喝，喝不了就剩。就这样一边谈一边喝，谈工作，谈家庭，无所不谈，非常投机，无意间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好象没什么反应，这时好象明白自己会喝酒，而且酒量不小。这事回家和母亲说了，她告诉我父亲年轻时，村上人都不敢和他喝酒，他从未输过，也未醉过。我想我可能是随我父亲，有喝酒的基因。

    1984年，我到了县政协，一次随工作组去汤庄公社调研，与陈德昌老朋友在酒桌相遇有点激动，因为有了小新桥喝酒的经历，这次非要一醉方休，书记、主任轮番上阵，啤酒、白酒双贯齐下，我总以为象我父亲一样是“不倒翁”，谁知最后我还是不胜酒力，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吐了，吐出了胆汁，尝到了醉酒的滋味，象大病一场，连续几天精神萎糜、食欲不振。

    从此得出结论，如不节制，酒量最大也逃脱不了醉的下场。我痛定思痛，决心与白酒势不两立。坚持平时只喝少量啤酒、红酒，酒桌上也只是逢场作戏，从不较真，为了身体，为了脸面，少喝酒，不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