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一 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质

（一）诗歌方面——托物寓讽，反映现实的艺术特色

苏轼主张诗歌能够“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因此，怀揣着这种思想，苏轼通过写诗鲜明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一个文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和痛苦的同情,以及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与批判。

如在《荔枝叹》这首诗中,苏轼借杨贵妃爱吃荔枝，于是导致了劳民伤财的结果这一史实来讽刺当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该诗前八句写的是杨贵妃因为爱吃荔枝而劳师动众,导致“惊尘贱血流千载”。他以此来揭露上层统治者的享乐是建立在对百姓的痛苦之上的。“至今欲食林甫肉”这一句则道出了底层百姓对上层统治者的极端愤怒之情。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由荔枝写到茶,再由茶写到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统治阶级权臣、官僚为讨皇帝欢心而“争新买宠各出意”的丑恶嘴脸。纪昀评价这首诗说:“百端交集,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不可已而言，斯为至言,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还有其他的一些诗如《李氏园》、《赠王庆源》都从不同的角度来以苏轼独有的视角来针砭时弊。他本人虽然一直都被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而不得出，但却很难得地保持着光风霁月，不屑于当时朝廷的一系列蝇营狗苟的勾当并高高超越于其上。也难怪林语堂先生对他有着“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这样的评价。

（二）宋词方面——豪放与婉约兼具、融合清旷的艺术风格

苏轼与同为豪放派主要代表的辛弃疾素有“苏辛”之并称,并且开创了豪放一派的词风也是他对宋词发展的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的词风就拘泥于豪放派一种。他的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豪放时如“亲射虎，看孙郎”,婉约时如“多情却被无情恼”,清旷时如“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的豪放之风，最初是见于《江城子·密州出猎》，也于此篇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词上阕写了出猎之事,下阕抒发了报国之情,叙事慷慨激昂,抒情酣畅淋漓。一举冲破了当时北宋词坛“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的浮华之风。连苏轼自己也因其有别于柳词风味而得意,曾称其“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是后来苏轼豪放派之词名动天下的起始。

当时，占据着北宋词坛的创作主流是婉约的词风，所以苏轼的大多数词作是婉约派的。但婉约派词作显示出了苏轼鲜明的艺术特质和独特的文学见解，与一般的婉约词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苏轼在继承婉约词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他在诗中融合了一种清旷之气，这也是苏轼自己的人生境界在作品中的反映。

我认为，苏轼婉约风格词作的最大魅力就是在表达悲伤时的委婉，这样的委婉不仅不会弱化悲伤本身，反而通过一种细腻的方式将悲伤柔化，使其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吸收。如他的著名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词是为他的亡妻所作，虽然名为“记梦”，实际上描写梦境的只有下阕五句，大部分内容都在渲染凄婉的情绪氛围，为这场梦的发生奠定了情感上的基础，也使得真正记梦的五句更加哀婉动人。最后，结尾的三句又落回了现实，却仿佛仍然是梦境的延续，“明月夜，短松冈”一句运用了白描手法，进一步具象化感伤情绪，令人不觉潸然泪下。

（三）散文方面——不拘一格，灵活多变

苏轼形容自己的散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他一直倾心于自然美，因此他的文章也能够摆脱各种束缚和桎梏，灵活地进行创新，从而达到了一种自由挥洒的效果。灵活多变是他散文的突出特色。正如张伯行所说：“设文之体有常，而变文之数无方。”

苏轼的散文在结构上十分多变，不落窠臼。例如《超然亭记》和《喜雨亭记》这两篇文章都是抒发了他的个人情怀，后者开篇直接点题，点明用“喜雨”来为亭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然后写了在亭子建成之后便天降甘霖之事。全文有叙述，有对话，有歌咏,笔态轻盈而又从容。前者则用了一段议论来开篇，点明主旨是“游于物外”，则“安往而不乐”，处处含“超然”之意。文章的结构是由事及景,虚实相生。还有一篇散文《凌虚台记》行文又是另一种风格:先写筑台缘由，再写经过和命名作记，从而引出“兴废成毁”的议论,闸明台殿人事都“不足恃以长久”的道理。文章的结构是先叙事,再议论。这三篇文章主要内容虽然都是为亭子作记,但是理趣相异，布局也迥然不同,令人惊叹其巧妙。

二 苏轼艺术特色的形成原因

（一）历史原因

苏轼所在的时代北宋，正处在文学风格除旧立新的关键转折点。晚唐五代以来时局动荡、战乱频发，许多文人无法再通过走向仕途来实现人生理想，他们陷于悲痛和茫然之中，只能将感情寄托在繁华的都市以及烟花巷陌，宋词的风格因此逐渐偏向于绮丽和婉约。到了宋代，一方面，政治局势渐渐稳定，经由政坛的上升途径得以重新恢复，知识分子沉溺于虚华的价值观得以重建，豪放派风格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达到了繁荣的状态，资产主义有了萌芽，婉约派风格也找到了立身之地。苏轼出生在婉约派大行其道之时，他又大力开创了豪放派这一词风，因而得以一人兼擅豪放与婉约两派词风。

（二）个人原因

苏轼的豪放与婉约诗风是时代与历史使然，但他诗歌中所透出的清旷之气则是源于他多舛的人生际遇，他没有在苦难中沉沦，而是在其中沉淀从而变得愈加清透了起来。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乌台诗案”发生前，苏轼的作品里面反映他对于政治的担忧的占比较多，他素来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经世济民是他一直坚持着的高远政治理想，因此他对于民间老百姓的疾苦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作品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积极入世的。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的创作转向反映更加宽广的对于整个人生的忧虑，思想上也渐趋清静的道家，在两次被贬之后，他的思想又开始向佛家靠拢，希望可以在宗教世界里得到慰藉。他一直将坚守平常心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终于练就了超然物外的旷达心境。

三 千古一遇苏东坡

苏轼在诗、词、文、书等多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和巨大的贡献，他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艺术特色，但这些特质又非常完美地融合于他一身，实在是令人不得不惊叹的伟大奇才。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这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里的评价，正如苏轼自己对其弟苏辙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样元气淋漓的生命，谁能不爱呢？

苏轼有着多样化的艺术特质，这里我想谈一谈其中我最喜欢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种超然脱俗的清旷之气。

这种清旷之气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前后赤壁赋。当别人“羡长江之无穷”时，苏轼论述了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指出“而又何羡乎”，在“且夫”一段，他提到: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进一步地写出他的新的人生态度。

羡慕本身其实来源于一个人的占有欲，但一个人是不该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拥有一颗不惧得失的心灵，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天地与自然之美。自古学而优则仕，仕途的升与迁如梦幻泡影，得失难料，若是真的能够不在意这得失，与这天地的美景相伴，岂不快哉！我想，苏轼已经做到了与自己和解，与那个昔日骛于虚名的自己和解、与那个昔日有诸多愤懑的自己和解，最终才得到了外在的解脱与内在的宁静。

对于苏轼身上所具有的艺术特质，我想用七个字来评价：“悲喜过心而不乱”。这就是说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化，其实在苏轼的心中都如云烟过眼，他的清明透彻的心不会被外物所困折，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披靡。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而是明白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断然超越。
    明白此理的东坡居士，就这样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这一天他穿过了风雨，迎来了斜阳，但在他的心中，其实无所谓风雨和斜阳，这才叫“吟啸徐行”。

苦难与失意中所顿悟出的自洽是最难得的，当我们感觉陷入低谷时，不妨想一想苏轼所经历的人生迷雾以及最终穿行而过所开出的果实，就能感觉到自足。这时候就能真正懂得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江苏理工学院 21中文1S 胡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