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我父母 【下】

抗战中的我父母   【下】                  

【七】

   在桂林师范坚持党的工作

据父亲的自传记述：“在桂师，我教教育功课。当时桂林师范有许多进步老师，如郭文杰、白凤山、孙怀琛等，（其中白同志我在邵阳办事见过面的）。我们建立研究小组进行学习，并有计划地领导学生活动。桂师学生大部分都是从广西学生军退下来的，都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广西学生军有较进步的表现，学校活动很活跃。……工作到1942年暑假，组织上一直无人来联系，桂林情况恶化。新知、生活书店被查封了，我们在校的工作也受了些注意，进步的教师一个个走了。我写信到重庆也不见复信。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就和桂师一个派去富川国民中学做校长同事邀去富川了”。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八】

    被迫撤离桂林后

“正当桂师党支部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1942年夏，桂系撕下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震撼省内外的“七•九”反共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和梁跃宝的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被破坏。

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市委书记罗文坤和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梅萍等一秕共产党员被捕，使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为了保存我党的实力，省工委指示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桂林。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也迅速离开了学校。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

桂林师范在唐现之先生主持下，延聘一批坚持抗战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到校任教，他们中有著名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也有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当时由于战争影响桂林是大后方，不少文教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也给桂师提供了选择良师的客观条件。党积极支持唐现之先生办学，到桂师任教的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积极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团结全校师生和唐现之先生一道，坚持民主办学，从而使桂林师范形成抗日、民主、进步的优良校风，为党在这所学校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父亲的自传中记述了到富川国民中学后的情况：

“因我鼓励学生联名告校长贪污，以鼓动风潮罪名被伪教育厅记大过一次，同时另方面思想上苦闷，情绪不安，决计返湖南找组织关系去。十二月我到桂北兴安中学教国文，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1943年3月，我到湖南零陵冷水滩扶轮中学教文史。校长张新虞从各方面调查认为我思想左对我有歧视。在当时，我的思想上确实很躁急；组织关系失落，物价又波动厉害，自己负担又加重，明知返湖南很危治险，但不管还是往湖南来，七月耒阳精忠中学桑耀曙介绍我去精忠中学教历史，当时思想上认为耒阳是当时湖南省会，湖南是反动大本营，去那里虽然危险，但找寻过去一起工作再同志也许容易，我们决计前往。

【九】

   在挚友帮助下坚持到抗战胜利

到耒阳不及一月，学校准备开学，可因长沙四次会战，学校被迫停办，父母亲随学校流亡到湖南宜章，学校无法开学停办，生活来源完全断绝，“卖去一部分衣物书籍。战局转紧。冬天，我们又流亡到汝城，可是很快被日寇包围了”。

“1944年，敌寇离汝城仅四十里了，城内人都跑光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出世我也无法走，孩子多也走不动，一切准备牺牲在这里了。只有谢家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婆常来安慰我们：‘不要怕，日本鬼子来了我带你们到山里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人。她将家中吃的东西，如南瓜、豆子也送一点给我们活命。写到这里我心里还感到辛酸，另外我还感谢这位好心意的老太太”。

“结果日寇未打进来，原因由于崇山峻岭的关系。敌人不来，城市又活跃起来了。当时有个战区（国民党第九战区）人马和湖南各机关都围在这儿两县里。

1945年2月，我把剩余书籍拿到街上去卖，因为有几本进步书籍，一位穿了制服的广东人要买我的一本‘近二十年来文艺思潮编’，彼此攀谈起来，了解他是就是木刻家李桦（当时他任第九战区长官部编辑室主任）。第二天他来和我谈，同情我的处境，要介绍我到他领导的一个印刷做校对工作，可以支同上尉薪水，每月大概七八斗米，不够他再帮助我。

思想上虽然感到做这工作不合式，但由于李桦热情，发现李还是进步，二来生活所迫，三月我去离汝城六十里南洞墟料家村印刷所工作，住在一个姓郭的大地主家里，这时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每天和李桦谈谈，他还有很多社会科学书籍和哲学方面书籍。

因为彼此在思想上很接近，我受他理论上的帮助很大，尤其关于哲学问题上，心里怀疑他是一个同志，但未谈出，在当时我们思想上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一定可以出现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时我们看不见报纸，战事消息仅得些口传，一直到十月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50年，这位中国版画第一人，鲁迅先生的好学生李桦应徐悲鸿先生诚邀，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版画系并自任主任。 

 从此李桦先生一直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1991年，中国美协、中国版协联合向他颁发了“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李桦的版画作品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喜爱，世界上众多国家美术馆收藏他的作品。日本神奈川县近代美术馆、澳大利亚的国家画廊、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现代历史博物馆等许多机构都收藏了其作品。父亲与李桦先生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94年他去世。

后记

1940年秋，石磊告诉陈啸天，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要撤走了，你们安心工作，会有人来联系的，有事可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自此，组织上一直没有来人联系也联系不上，1942年父母亲离开桂林师范去了富川国民中学。因为湖南熟人多，1944年他们返回湖南寻找湘南特委，在郴州得知抗战胜利后返回安徽失业在家。1949年2月，生活教育社介绍陈啸天到江苏武进罗墅湾敦本小学任教务主任，1949年4月常州解放，中共常州地委文教党总支将父亲派到常州师范，不久又调地区文化干校任付教务主任。文教干校结束任常州师范付教务主任，1956年重新入党。

1961年常州师范撤销，父亲调常州市一中任副校长。1969年因所谓的“政历问题”下放金坛农村，1974年任新建的常州师范副校长主持工作，1984年10月父亲退休。退休前，组织认可他历史上是被迫脱党，1988年10月，在中顾委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直接指示下，鉴于父母在抗战中艰难奋斗，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而予离休待遇。2003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享年88岁，他的骨灰与母亲的骨灰一起葬于常州烈士陵园老干部纪念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