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专辑【中】

                             父亲的“抗战大事记”遗稿

抗战中的我父母   【中】                 

    陈平

            【五】

与叛徒斗智斗勇

  根据地下党制定的纪律，组织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绝对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更关键的是，任何人没经过上级批准同意，绝对不能发生横向联系。

想到此，父亲表面对此人应付说，我们刚到，是要先休息几天。此人听后嘿嘿干笑几声匆匆离去。他前脚离去，父母啥也不拿，抱起大哥就走出小旅馆后门直奔弄堂口，然后化了两个大洋上了条小船，渡过一条河来到对面小街，他们在街上故意兜好几个圈，回头看看确定无盯梢，便迅速离开。按照事先掌握的信息，他们很快找到乡下八路军办事处向主任王凌波汇报了此事。王凌波主任一听此事，觉得情况不妙，立刻判断说，你们已经暴露，走，赶快走！并对父亲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大加赞赏，令他们先到衡阳后取道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事也巧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已到此地，今天派的专车就是那辆由南洋华侨捐赠给的救护车，办事处准备送省委的两位主要领导赶到某地开会。所以父母与出生才28天的我大哥，在王凌波主任的亲自安排下抱起大哥，与省委两位领导一起坐上了周恩来同志的专车，很快离开了此地。抗战中，南洋华侨富商陈嘉庚赠送给周恩来同志一辆救护车，随车而来的驾驶员也是南洋人，大家称这位年轻人叫阿丕。上车后，省委领导拿出一只美国制造的大鸭绒枕头，给孩子塞垫在身下以防汽车颠簸。【可惜，1969年全家被迫下放农村，这只大鸭绒枕头丢失了】当这位南洋华侨司机精心驾驶汽车奔跑在公路上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特务团团包围小旅馆但扑了空。可笑的是，为能向头头交差，追到小河边的特务们还对远去的几条渡船噼里啪啦放了一阵子枪。

此人确实是个叛徒，专门跟踪追捕我党工作人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接踵发生了平江事件、河南竹沟事件，秘密逮捕八路军办事处干部等恶性政治事件。

1939年6月12日午，驻湘鄂的国民党杨森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平江通讯处，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杀害。半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及家属赵禄英等4人活埋于黄金洞。这一惨案激起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愤。8月1日延安各界集会，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追悼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抨击蒋介石及其党徒的罪行。

抗战初期，竹沟是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曾先后设在这里，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朱理治、陈少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组织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创华中地区抗战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的竹沟成了新四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基地，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都是从这里出发会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在竹沟，还通过开办党训班、教导队等形式为中原各地培养了4800多名军政骨干。因此，竹沟被人们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

1939 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下达了用武力除掉竹沟留守处的命令。11月11日拂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耿明轩组织确山、泌阳、信阳三县保安团16个中队和地方联防队共1800多人，向竹沟发动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10日黄昏时分，竹沟东门外的大街上来了100多人的壮丁队，准备到泌阳去，因天色已晚，便住在竹沟的东街上。

11日拂晓，住在寨外的留守处教导队打开寨门，此时，东街上的壮丁队出发了，后续部队约50人突然闯进寨门，迅即登上寨楼，拿出暗藏的手枪，将我军守卫东寨楼的一个班13人全部杀死，一部分保安队已经深入到街中留守处的门前。我军进行还击，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巷战，土顽死伤很多。在战斗开始后，我保卫部门肃清了内奸、特务分子杨春堂的嫂子，内奸分子“杨大姐”等。12日，省委决定在当夜突围。午夜时分，机关全体人员500多人，冒雨分三批从西寨门突围。由于西路土顽系泌阳保安团，其中一个大队由我方同志掌握，省委已与之取得联系，遂决定由西门出发，向竹沟西南龙窝方向突围。

13日上午，国民党土顽占领了竹沟，开始了血腥屠杀和抢掠，共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伤员、干部家属及革命群众200多人。“竹沟惨案”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张云逸、朱理治、彭雪枫等发表演讲和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六】

又见徐特立同志

当晚父母带了孩子又见到徐特立同志，徐老见到他们也很高兴，他很详细地了解了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情况，然后很关切地询问起他们以后的工作，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临别时，徐老特同志地从母亲手中抱过刚满月的孩子，他一边细看，一边语重心长嘱咐：孩子虽然是你们的，但也是我们党的，孩子是咱们革命事业的希望，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中国革命者的后代，你们定要好好抚养，精心培养！听了徐老的话，父母非常激动，连连表示定要牢记徐老的话，今后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首先要保护好孩子，最终将他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怀揣密写的党组织转移关系，牢记这位伟大可敬革命老人谆谆教诲，父母与徐老告辞连夜登上往阳朔、桂林方向轮船，踏上更艰苦的征途。

到了桂林后，父母成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石磊同志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隐蔽在阳朔国民中学当教师。

石磊，真名曹瑛，1925年加入中共 ，1938年后在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 衡阳、南方局 桂林、 重庆八办，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兼 长沙市委书记、驻外大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改革开放后，仼中纪委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父亲记述：我们带着痛苦愤怒的情绪离开了塘田，时正五月十八日，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后二十八天，在衡阳见到徐特立同志，谈了塘田的情况，三天后我们带了组织关系到了桂林。到了桂林去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党明确由石磊同志和我们联系。石磊同志对我说，工作自己找，组织关系和活动由他负责。

在桂林原打算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在塘田王西彦给我介绍在广西地方干校的欧阳凡海同志，托他介绍工作。后来碰到了潘超同志，他告诉我该校寿命不长，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打进一个中学去很重要的。我和石磊谈起这情况，他同意这么办，所以我就未去找欧阳而去找金步墀（金步墀当时在广西教育厅编辑室工作），他叫我冒充安徽大学肆业，提大5岁，介绍我到阳朔国民中学任试用教师。

1939年6月，我们乘船到了阳朔，在阳朔国民中学任语文教师。阳朔国民中学的地下工作，就是领导学生演话剧，开展农村宣传、生产劳动”，因为他“工作负责、积极”，国民党的广西教育厅不仅给了他一个嘉奖，后来还要他兼任导师、训导组长。阳朔离桂林水路一百二十里，和石磊同志单线联系，每月或半个月去桂林一次汇报工作受组织教育。

《中共党史资料研究集》第一集“党在桂林领导的文化活动”记载： 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党组织建立前时期（1938—1941）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于1937年秋开始筹建，1938年8月正式宣布成立，10月首批学生入学上课，地址在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从1940年上半年起，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介绍陈啸天、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等地下党员到桂师任教。

他们到校后，唐肇华任简师班导师，郭文杰、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皖南事变后，桂系追逐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整个局势逆转。桂师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其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师生中进步势力仍占绝对优势，反动派对此极为忌恨，乃大肆造谣说“桂师赤化”、“桂师有共产党”、“唐现之包庇共产党”，迫使唐现之先生于1941年10月离开桂师。广西党史资料《党在桂林师范》记载：党组织建立时期（1942—1943）记载;1942年，开始了桂师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年春，一批从广西学生军回来的进步青年到校读书，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也派遣了在学生军入党的肖雷、欧维端到校，他们与先期入校的学生党员毛文彦、陈赐珍等汇合，壮大了桂师地下党力量。中共桂林市委见时机成熟，决定在桂师建立发展组织…，根据“秘密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在桂师建立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凭相互的了解，经常碰头商量问题配合工作。在工作中又得到了在校教师党员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的指导和帮助。”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11月。当时在桂林建立的党组织有外来党组织和广西地方党组织二个系统。二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活动。”《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广西篇记载：“新桂系在抗战时期对中共采取外联内压的政策，容许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却不许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存在；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肆意破坏。鉴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不到新桂系承认而遭到残酷的镇压，只得隐蔽在桂系的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中进行秘密活动。”桂林八办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级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通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秘密电台联络与派出秘密通讯员联系等方式，建立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外省共产党组织两个系统。《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记载：1939年5月18日   南方局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和党的领导干部、党员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切实执行。7月下旬南方局又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立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周恩来传》记载：“1939年5、6月间，南方局遵照周恩来指示作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隐蔽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活动方式，把党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等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为以后“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父亲自述：在阳朔工作到1940年寒假我才离开到桂林师范的。可是40年下半年桂林办事处撤走我却不知道，寒假来桂林才知道的。1941年春天，我接到石磊同志由重庆来信。内容是我为生活关系到了重庆，望你们好好工作。我走了你们一定很寂寞，但不久我有一个朋友到桂林进货，我叫他来看你们。（信是用西式信封写的，原信在湘南被围时缝在衣服里被雨淋湿毁掉了。）以后就无联系了，写信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也无任何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