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
葛维亚
我家世代务农,祖上生活在山东和河北顺天府等地。清朝嘉庆以前苦闯关东,先后落脚于辽宁大连、吉林农安、黑龙江拜泉、克东地区。到了祖父一代家境渐好,靠六个子女的辛勤劳 动,成为拥有自己劳力、土地和牲畜(马、骡、猪、鸡等),可以自耕自种的中农。祖父几个兄弟的子女,按长幼次序统一排行,我父亲排行第六,其一奶同胞的亲 兄弟姐妹很多。全家人中,只有二伯读过一两年私熟,粗通文字。祖父在兄弟中排行第六,父亲小时由祖父做主,过继给他的无子女的五哥,于是五爷、五奶就成为 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五奶为人谦逊和善,虽目不识丁,却明辨是非,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智慧过人。对十六两一斤的斤两法心算既快又准。在父亲从事律师工作后,她耳闻目 染,竟能初通法律,有时替父亲接待来访或口头咨询,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祖母心胸宽广,目光远大,非常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因而对父亲管教极严,要求父亲走读书发家之路。在父亲十二三岁时,祖父英年早逝,祖母靠自己和我亲生祖父、叔伯的资助, 供父亲读私熟、上小学、中学、大学。终于改变葛家多少代以来没有读书人的历史。也使葛家的一支终于从农村走向城市。
父亲生于二十世纪初叶,自幼刻苦读书,奋发向上。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该校为国民党法律界王牌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法律界的泰山北斗、重要骨干,多数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生。
对于一个出身贫寒,且已娶妻的农家子弟,从北大荒赴京求学,并非易事。在亲属全力资助和祖母决定之下,祖母、母亲协同父亲一道进京,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安顿下来。
进京后父亲埋头苦读,祖母和母亲支撑起生活重担,整日为人做些浆洗与缝补等手工,籍以贴补家用。
父亲在京期间,广结朋友和同乡知己,其中不乏开明的国民党员与激进的共产党员。比较知名的有国民党政府司法界权威夏勤、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担任共 产党解放区东北行政区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林枫、黑龙江省省长、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的于毅夫等。
1925年前后,父亲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正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之中,对国共两党进步人士,无情镇压。父亲虽成为国民党员, 却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仍埋头学习,对他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穷学生来讲, 读完大学, 谋得一个差事养家糊口, 才是头等大事。
父亲在京学习期间,我的姐姐和大哥先后在北京出世,给本来拮据的家庭带来更沉重的经济压力,但也带来了欢乐与希望。
1927年,父亲在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葛氏家族中第一代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知识分子。父亲毕业后,谢绝留京及去首都南京司法部门任职的邀请,尊母之命,同时带着对故乡黑土地的眷恋,毅然回归白山黑水,在东北一个省会中学担任训导主任,月薪大洋150元。这对当时两个银元可买一袋25市斤面粉而言,等于一步跨入高薪阶层,给家庭带来欢乐和希望,也给葛氏大家族带来一份体面。
父亲在中学任教时,有两个极为活跃的学生,留给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学生是思想左倾的李X,中学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加入共产党。抗战开始赴延安参加革 命,1949年重庆解放,李X担任西南最大城市一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职,在无形战线上与敌特、反革命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份子作殊死斗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市前市长曹狄秋被诬陷为“叛徒”,李X被圈定为曹狄秋的亲信,又被诬陷为“外国间谍”,含冤入狱,后果凄惨。另一个学生是思想右倾的于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中学毕业后去意大利罗马梵提冈神学院读书,后来成为中国和远东地区红衣大主教,威名远播,地位显赫。两个学生不同的命运, 使父亲感慨万分,他多次对我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 既然决定了, 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不要动摇。成人后我才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要做一个又一个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
大约在1929年,父亲辞去中学职务,专门从事律师工作。曾担任市律师协会会长和东北律师协会理事。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他正直善良,洁身自律,处在伪满恶劣环境下,多次保护和资助抗日人士,避开日伪的迫害。他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 品德在齐市享有盛名,成为一位受人信赖尊重的大律师。父亲乐善好施,诚恳待人,经常接济贫困亲友,施恩从不图报。他心胸豁达,文明礼让,从不计较个人恩 怨,不为区区小事纠缠不休。父亲思维敏捷,具有雄辩之才,常以孔孟之道和中华古训教育子女。告诫子女“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与行”。父亲在“伪满” 时期,痛恨日寇侵略,从不与“伪满”和日本政界、军界权贵来往,并多次拒绝担任司法官员。但苦于生计,无奈的从事着律师这一自由职业, 内心深感不安。
鉴于他二十和四十年代两次有着和国共两党接触的历史背景;鉴于他的清贫出身;鉴于他对自由、民主、世界大同的向往;鉴于他同情弱者和升斗小民的悲惨生活, 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出自内心的拥护。1946年初,他不随国民党接受大员撤离,却留守家乡,迎接共产党及其部队的到来。他与延安任命的黑龙江省省长于毅夫和省议会副议长、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老干部、黑龙江省统战部长张瑞麟是故交,来往密切。不久父亲也担任了省参议会副议长,成为当地知名民主人士,积极投入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去,认真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可是,他没有阶级观点,也不懂阶级路线,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对任何他认为正派的朋友,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都尊敬有加,尽全力给予帮助。这样一来,也种下了被后来极左思潮扣上“敌我不分”、“包庇坏人”等罪名。自1947年东北地区借实施 “土地法大纲”,大搞“连根拔”的左倾路线开始,经过“镇压反革命”、“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父亲的后半生,蒙冤受难,历经坎 坷。竟管如此,父亲在下放从事企业职员工作时,无怨无悔,爱国敬业,直到高龄仍勤勤恳恳,谨慎做事。晚年母亲离开人世,他形单影孤,居无定处,仍豁达开 朗,对自己的逆境坦然处之。1975年退休,先后去沈阳、长沙、武汉、陕西兴平等地探望二三十年未能相见的子女。父亲来武汉前给我的信中写到:“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看你们和孙儿孙女们,然后了此一生……。”老人家的殷切、悲凉之情,怎能不令人凄然泪下! 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形势 下,春风化雨,父亲沉冤得以昭雪。1980年,他应邀参加全省民主人士座谈会,并且要恢复他的副省级职务。可惜会议期间,因疲劳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宾馆不幸去世,享年78岁。
父亲生活在中国社会激烈大变革时期, 他的坎坷一生和悲剧色彩深深带有历史的烙印, 父亲对此非常理解, 因而不论何时何地, 不论处于何种逆境, 始终无怨无悔, 以历经清朝、民国之身, 坚定与新中国同行,坚决跟着共产党一路走过来, 他一生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为了这一天, 个人受再大的冤枉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对我们几个子女谆谆善诱, 总是要求我们朝前看, 好好学习, 好好改造, 好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国家, 有益于社会的人。
父亲申明大义, 顾全大局, 委曲求全 是我们子女的楷模, 他永活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