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恩师

痛悼恩师

宏兵短信噩耗传，恩师倏儵归道山。

历历往事涌心头，肝腸寸断夤无眠。

“小陈，走，下班后到我家吃晚饭。”

那亲切的声音，真诚的邀约，虽已越过五十多个春秋，却恍如昨日，仍是这般悦耳，这般暖心。

说这话的人，就是从1971年到1978年间，我的顶头上司，当时山西日报理论部主任郭全盛。

理论部的时任主任郭全盛，是山西日报享有盛誉的工作狂兼读书狂，我在他手下工作，正是向他学习的天赐良机。就说我见到的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去郭全盛办公室送稿子，见他正埋头在找什么资料，我一看真吓一跳，满满几抽屉，都是他做的读书卡片，分门别类都贴有标签。怪不得在我们开部门业务学习会（那时侯每周一次部务会，通常是三学，一学毛主席著作，二学政治时事，三学新闻业务）时，他经常手里拿一沓读书卡片，不管当时学什么内容，他总能结合学习的内容，展示他摘录的经典语录，给大家作示范。他那么多（估计可以万计）读书卡片，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天长日久、持之以恒地在精心阅读过程中积攒起来的。我面对着他那戴着七、八百度近视镜的清瘦的脸庞，十二分的敬意从心灵深处油然升腾，演变成敦促自己向他看齐学习的动力。老郭，就是自己最好的榜样。从那以后，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加倍努力地既向实践学又向书本学，期望有朝一日也能像老郭那样学识渊博，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老郭其人，对部下的关心和爱护，堪称“无微不至”。而他对我的呵护和帮助，又胜过他人。他不仅注重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提携，连生活上也对我百般照顾。

我刚调去太原时，孤身一人，老郭怕我孤单，经常叫我到他家吃饭。他那在电讯室工作的爱人何佩珍又十分贤惠，不仅各色面食做得好，还做得一手好菜。碰上我这个在霍县时就吃惯百家饭的人，又不懂得客套。每次去他家蹭饭，吃了潮的，还带上干的。用何佩珍的话说是：“你一个南方娃在这里，晚上饿了咋办？多带点吃的回去。”临走时，她还要追到门口关照一句：“有啥事吭声，呵！这儿就是你的家。”暖心吧？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老郭伉俪对我的关怀。

197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傍晚下班后，又被老郭邀去他家吃晚饭。吃饭时，我顺口说到汤兰珍在临汾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老郭愤而起座，说道：“这哪能行？我来找老刘，（老刘即时任山西日报总编辑、一把手）。尽快想办法把她也调到咱们报社来。”

说到汤兰珍的遭遇，话就长了。简要说几句吧：她到临汾县底中学两年多，由于离城较远，派性斗争的干扰倒不大，她过得还比较舒心，但是，学校里共有教工20多人，仅她一个外省人，还是唯一的女性，即使校领导对她有所照顾，生活上总有诸多不便。况且，县底地处农村，文革期间，治安状况又不太好。夜里，时有不轨之徒爬围墙进校门盗窃。她还有些痴大胆，我倒老提心吊胆。后来，我通过临汾县委通讯组一位姓景的通讯组长帮忙，帮她调进城关的一所七年制东方红学校（六、七年级即初中）。谁知该校的校长既霸道，又排外。学校里受重用的都是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或其他裙带关系。把汤兰珍这位北师大毕业的本科生安排教小学二年级。我去临汾探亲时，坐在她那宿舍兼办公室的房间里，每逢课间，耳根没有半分钟的宁静。你想，都是七八岁的稚童，吵吵闹闹，哭哭笑笑，是家常便饭。你踩了我一脚，我骂了她一句，她拿了我的橡皮，都要跑到办公室来向汤老师告状，吵得我头都大了。我说你这北师大的高材生，跑这儿来当保姆来了。汤兰珍本人当时还想得开，她觉得，咱初来乍到，先从孩子王做起也好，也是一种锻炼。有一天，我在操场上看到这位大校长，满怀希望地赶过去跟他打招呼，想伺机为老婆说说情。没曾想，他鼻子朝天，哼都没哼一声，搞得我一付狼狈相，好尴尬。再后来，汤兰珍孕期到了，要请产假，他竟然说：“为什么你非要回上海休产假？不能让你丈夫请假来临汾侍候你吗？”真是奇谈怪论。那时候国家的政策规定，生孩子女方有52天产假，男方是没有假期的。他却要让我请产假去临汾服侍汤兰珍。汤兰珍当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又告汤兰珍说：“学校无权批产假，你必须去向城关公社领导请假。”东方红学校在临汾县城的东门，公社在县城的西门。摆明了，这是他捉弄人的鬼话。可汤兰珍老实得居然信了，她挺着即将临盆的大肚子，步行好几里路去请假。谁知公社领导说：“批假是你们学校领导的事情，不需要找我们的。”早在大学时期，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汤兰珍是个最实在的人。公社领导的这一句回答，也把她气得都走不动路了。太欺负人了！万幸的是当时碰到了一位在临汾二中当老师的北师大校友。说是校友，原来并不相识，是经另一位与我们同时分配到临汾二中的校友龙梦辉介绍，见过一两回面而已。这位校友见义勇为，用自行车把汤兰珍送回了东方红。要不是他出手相助，那天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为人诚实的汤兰珍完全遵照政策规定，为了产假休完立即到校上班，还提前把出生不到50天的儿子陈炜送到常州乡下托妯娌倪祥宝奶他，自己如期赶回学校。更可恨的是，这位大校长却不让她带班了，让她做临时代课老师，亦即哪个班的老师请假了，就让她顶班。今天教小学一年级，明天就可能要上七年级的课。打从那时起，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汤兰珍从一年级到七年级七个年级的课全教过。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要她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全部课程，统统弄懂弄通，再传授给学生。简直把她当神在使唤了，哪儿当人？其实，这不仅是刁难汤兰珍，也是在坑害学生。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同时教好七个年级的课的。在那段时间里，汤兰珍被折磨得心力憔悴，经常头晕，而历来性格内向的她，又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半点曲衷，就连我，她也不告诉。她去临汾地区医院就诊，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告她说可能是想孩子想的。直到我去临汾看她，发现她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在枕头上淌眼泪，经我再三逼问，她才边哭边诉说出掩藏在心底的万般苦楚。

我在饭桌上吐露了心曲，老郭则言出如山，第二天就专门向刘山总编汇报了这一情况，建议说：“小陈和小汤，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汤兰珍还是班里的学习班长，文字水平不会差的，干脆把她也调来咱们报社呗。”刘山总编一面征求党组其他同志的意见，一面责成报社驻临汾记者站站长郑俊华做外调。经过一番折腾，到九月底，敲定：调。是老郭鼎力相助，帮汤兰珍从当小学老师一跃成为省报编辑，还帮我解除了家庭的后顾之忧。

于是，我们小夫妻，打从迈进娘子关算起，整整过了五年牛郎织女般的分居生活，直到1972年10月，在老郭的全力帮助下，才算第一次有了小家庭的窝——山西日报社家属院的窑洞第二僀最末一间。

打那以后，我在山西日报八年整，在老郭等人的言传身教中，也在自己的努力中，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新闻业务上，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我的新闻业务素养，基本上是在那八年里夯实的。

在我的心目中，老郭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更像我的长辈。我亲近他，敬重他。哪怕我离开太原南调江苏已超45个年头，哪怕老郭后来升任总编和社长，哪怕我们之间远隔万水千山，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真挚情感，依然如百年陈酿般醇厚。

如斯，绝非虚言，有史实为证。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他带队赴上海参加一项全国性的新闻活动。会后，其他人打道回晋了，而他，却想着常州还有一个不争气的弟子在呢。于是，他只身来常看望我。当时，他身居正厅级高位，既蒙他不弃专程来常，我就不得不向市委宣传部和市接待办汇报。时任常州市委宣传部长潘宗白在宴请老郭时，夸我说：“老陈现在可是常州日报的骨干”，老郭则慢悠悠地回道：“二十年前他就是山西日报的骨干了”。我听了他的这句话，心头顿然一热，真的很感谢老领导依然这般贴心知心。

我退休以后，已经先后五次回太原拜访过老郭。

2010年秋天，老郭在刚大学毕业的席青陪同下又来常看我。我则陪他暢游了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天目湖等胜景。

2014年秋天，老郭在他大儿子和山西日报社时任老干部处处长张慧等人陪同下，又二下江南，来看望我这个也已耄耋的老人。其时，恰逢他八十大寿之喜。我便与我退休后所创办的阳光培训中心一干同仁们一起，热热闹闹，在西太湖畔的花鸟园为老郭举办了寿宴。那一天，我们近20个老少同堂，恭祝老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其乐融融，其情悠悠。老郭兴致颇高，也喝了不少他所心仪的南方特色黄酒。饭后，还兴致勃发地驱车无锡，畅游了太湖。

2018年，我第五次到老郭的寓所拜访时，我两曾有个约定，等我两本新书出版时，我带着新书去向他汇报。

在那以后，我俩每年还总会通几次电话。电话里，我还是跟他讲好，一定会把我的新作送到他府上去的。

谁承想，昨晚看完亚运会女排决赛后，我打开手机一看，小宏兵发来的一条短信把我惊着了：我的恩师和挚友郭全盛，竟倏然与世长辞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呆呆地看着那条噩耗短信好几分钟，一言不发，汤兰珍看短信后也沉闷了好几分钟 ，才问我：怎么办？

能怎么办？依我的性子，就立即直飞太原，去送老郭最后一程。可我又因新冠+冠心两病迭加，至今未痊愈，太原是飞不动了，只能在千里之外，遥祝老郭一路走好。可是，夜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数十年前的往事在脑际翻腾不息。老郭的音容笑貌，老郭对我的悉心关爱，点点滴滴，桩桩件件，一情一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痛定思痛之际，才于今晨草此悼文。

老郭千古！老郭精神永存！我会永远怀念你！

陈德荣

2023年10年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