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子故事之“披裘公的传说”真实性值得探讨

                                季子故事之“披裘公的传说”真实性值得探讨

                                文/刘建东

           身在延陵季子故里的我，对季子的生平事迹及故事，略知一二。对于当前延陵季子的研究者来说，你抄我、我抄你、翻来    覆去、覆去翻来也就是那么几个事情，毕竟因为故事有限，于是“披裘公的传说”是季子研究书籍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文字堆砌，是凑字数、凑篇幅的人云亦云的经典存在，却极少有人去考虑这个故事是否存在。

          我们首先读一段文字记载，出自明代黄姬水（1509－1574）所著的《贫士传》一书中，全文如下：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时夏五月，公披羊裘而负薪而过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镰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季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也”遂去。

             又，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513年－581年），曾为一幅《五月披裘画》题写赞词，赞诗云：“披裘当夏，俗非为心，虽逢季子，不拾遗金。 ”

         再早一些，则到了东汉的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写了一本书《论衡》中的“书虚”篇中所述：

          传书言：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遂去不顾。

          以上三段引用文字，便是古代对“延陵季子与披裘公传说”的可考文字出处，离季子年代最近的《春秋左传》，未见有此记载，又自《左传》之后直到《史记》诞生之时，再到《论衡》一书写成，大约有三、四百年的时代间隔，便未见关于“披裘公传说”的记录，由此也无法考证，“披裘公传说”最早是怎么发源和传播出来的！一种猜测，可能是据说自《左传》之后，被称为《春秋三传》之中的《公羊传》、《谷梁传》，到西汉年间才出现的，并且自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老师传给弟子，父亲传给儿子，终于到了西汉景帝时终于刻简成书，因此，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加油添醋产生了某种传奇传说故事，也或许在传承中，删减剔除了某些自认为不喜欢的传说故事。总而言之，我们当前能看到的最早就是在王充的《论衡》中，首次有了对“披裘公传说”的记载，至于王充先生写书的时候，引用这段故事的来源何处？道听途说来自何时何地或者哪一本后来散佚的古籍？则已无法考证了。有人指出，与王充同时期的赵晔著作《吴越春秋》一书中，也有记载季子路遇遗金的故事，然而笔者翻阅了《吴越春秋》一书，却没有找到。

            便至今日，笔者个人对于“延陵季子与披裘公传说”这个故事里，有几个细节可以讨论一下：

           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哪里？以上三段引用的文字中，都没有指明地点，哪怕笼统一点的地名也没有，这就给当代的延陵季子研究有了很大的创造空间。以当前笔者所知，起码有三处地点，声称是季子相遇披裘公的发生地：1，季子墓所在地——江阴市申港镇方前村；2，常州市天宁区查家湾村；3，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其实，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抢夺“发生地”的称号：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翟家湾村的吴下桥和同镇粮庄村委舜过山北侧山脚下。那么问题来了：季子只有一个，披裘公只有一个且无名无姓，总不可能季子到茶山街道去和披裘公见面一次，让披裘公“瞋目拂手”批评一次；随后过几天或过几年，到查家湾村的道路上，再和披裘公见面一次，再让披裘公教育一下；又过了几个月后，到申港方前村的路上，遇见披裘公，又被“瞑目拂手”鄙视了一回。假如说，季子遇到披裘公是真的话，那么这种事只可能是发生一次，不会有换个地点发生第二次的。而笔者与王充在《论衡》中所思考相同的是：也由此质疑“季子与披裘公传说”是后人伪造的原因之一。

         二，在原江苏的常州市武进县和相邻的江阴市，一同尊延陵季子为“开埠第一人”，即自延陵季子回归封地延陵墟躬耕避世始，武澄一带方才有文字记载，是常州开埠建邑第一人，季子文化是常州文脉之根，季子文化是常州文明之源。是否可以从另有一个角度来看：在延陵季子未到封地来之前，武（武进县）澄一带便是蛮荒之地，有人居住，但没有半个公卿贵族，人民尚未开化，思想落后，生产力低下，绝对是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那就带出了本文最重要的讨论话题：路上的这包金子是哪来的？是谁来遗落的？

       三，延伸第二点议论，既然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常澄一带，无有公卿贵族，都是连氏也没有的平民，有谁家能得到这一包金子呢？况且《论衡》和明代的《贫士传》的记载还不一致：到底是一包金子还是一块金子或者一锭金子？当今的季子研究者在诸多汇编的书籍中，就算是抄来抄去，也是说法不一，对于十分贵重的金子来说，即便当今时代，还是以克数来计量结算的，所以一包金和一块金可是差距巨大啊。以当时黄金的材质来说：武澄一带的平民包括传说故事中的主角披裘公认识金子吗？固然，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和青铜兵器以及青铜制品已是常见之物，但价值高于青铜器的金子，恐怕不认识，不知道什么玩意吧？未开化地方的人们对于新奇事物，没有那个三观来重视这个事物，如数十年前的郑陆镇三皇庙村寺墩遗址附近，农民在田间地头劳作，时不时就挖到了圆形的坚硬石块，中间还有孔有花纹，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小的石块直接扔到小河沟渠里去，大块的带回去，做压咸菜罐头的帽子，或者拴上绳子挂在晾衣三脚架下面做重力固定压件，根本就不懂、不知道价值。用当前网络热语来比喻当时的披裘公等人就是：贫穷限制了想象。

             四，黄金，在商周贵族墓里时有发现，不过它们大都被铸造成装饰品，还未具有货币的功能，有史可考，中国历史上最早将黄金纳入货币体系的是春秋时期的南方大国楚国，并把其称作“郢爰”。虽然尽管楚国已经开始有能力铸造金币，珍贵的黄金资源也注定了金币不能大范围地流通，主要还是在上层贵族，国与国之间礼聘、游说，或者大宗贸易，普通老百姓仍然通行的还是铜币。假设上述第三条中的披裘公是认识黄金的，那就牵涉出话题：是谁来这里丢在地上一包金子的呢？最有可能的猜想是：楚国派出使者，携带了贵重的黄金几包或者几大块，来吴国进行国事访问用于礼聘、游说或者大宗贸易，怎么就远不走、近不走，走到了季子与披裘公相遇的地点，然后不慎丢失在此了呢？以当时的水路交通，阖闾打算去攻打楚国开凿了胥河，显然是军事需要，并非让楚国人乘船来出使的；后来夫差开凿的延陵运河的话，季子已近九十来岁了，就算披裘公传说是真实的话，那这个故事也应该发生在季子刚刚归隐躬耕的不久，而不是几十年后；更晚的申浦河需要在两百大几十年后才开凿；又以当时的常澄地区，没有官府衙门，没有行政设置，那就意味着没有官道通行或者经过，况且，当时的国与国通行来说，未必要走到常澄一带地方，所以：楚国的使者怎么发了神经？“爬雪山过草地”一般来这里，丢一包金子，傻呀！

         五，本人曾与多人闲聊关于季子的事情，就指出：季子作为王子、王叔，是不可能孤家寡人、独自一人躬耕到舜山脚下来的，咱不说妾么，正妻是否健在同来？子孙是否同来？有没有婢女仆人呢？总不会一个老头子自己洗碗、自己淘米洗菜、自己千里迢迢去收租、自己在房前屋后打麦插秧吧？可是，当前可见的季子史料书籍，极少提到跟随季子来隐居地的其他人记载，虽说季子有两个儿子（一说有四个儿子），却到底有几个儿子跟随一同来隐居？也是没有记载的。本来议论跟随季子来隐居的话题，和披裘公传说没什么关系，却想从侧面讨论：以季子这般王叔、领地主人的身份出外，那是极少有独自走动的，至少至少得有一个近伺亲随小厮跟来跟去吧；若是公事出外，若是封地收租去，抬轿、驾车还得有几个人吧！就此又引申出细节问题：这包丢在地上的金块，是季子、披裘公、随从同时看见的？还是三方人前后间隔不到一分钟看到的？无论千年万年，理论上，随从在前面开路看到地上的金块布包，第一时间是上缴、送呈给主人过目，由主人裁决这金块的去留，为何季子直觉上认为是披裘公丢失的？因而将金块交给披裘公，然后换来了“瞋目拂手”的批评一次。

         还有很多的细节和逻辑，恕不一一展开议论。总说是，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个即使是明显编造且不可信故事的形成，或许最初有素材或类似的事情，然后经过艺术加工形成完整的小说故事，那么，“季子与披裘公传说”这个故事的最终形成，又是否有原始的素材呢？至于自从披裘公故事形成之后，其他的文艺作品在此基础上，改头换面挪用过去，那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了。

         笔者感到不解的是，这个披裘公传说故事，在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中，已指出“世以为然，殆虚言也。”，为何两千多年来，人们却又津津乐道的信以为真，并且传播不疲呢？

（完，约3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