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的治国理政思想蠡测【第二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座谈【20】

原创季子课题研究 

季札的治国理政思想蠡测【第二部分】

 二、强公室、抑私门而又通时达变的政治理念

在权力下移的动荡之世，季札在政治上既有维系传统的一面，又能因时顺变，表达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倾向，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态度形成的根本动因在于其祈求社稷安宁，亦有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

首先，季札非常同意齐国贤明政治家晏婴提出的“强公室，抑私门” 的治国理念，其本意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割据势力，以便统一政令办实事，因为原本周天子的一统天下，随着平王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诸侯势力逐渐渐盛。

到齐桓公时，霸政渐成，称霸者尊王攘夷，禁抑篡弑，实际替代了业已衰微的周室的功能，这是王权下移的第一步，也是春秋的时代主潮。其后，霸政又逐渐衰微，王权进一步下移，私门迭兴，从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进入了大夫执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晏婴等一批贤明政治家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有序，力图维持公室的作用。季札在聘问齐国时，“说【通悦，就是非常欣赏】晏平仲【晏婴】”，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晏婴的政治理念推测季札的政治倾向：晏婴在内政方面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于强公室，仰私门。强公室是由晏婴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所决定，这与其后家臣以“强公室” 为名夺取卿大夫的权力，以攫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有本质的不同。家臣的“强公室”是叛主，而晏婴强公室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安定。这就是季札说【通悦】晏平仲【晏婴】的思想基础。

齐景公曾问晏子曰：“临国莅民，所患何也？”晏婴以为治国有三患，也就是——“忠臣不信”、“信臣不忠”、“君臣异心”这三种状况。^[6]

由此可见，“君臣同欲”是一国政治清明的必要条件，因此国君与大臣间是否能合作无间，便关系着贤臣可否得君行道、使国可治。如果以公允的历史眼光来评定，齐景公与晏婴并非是典型的“圣君与贤相”之组合。齐景公之荒淫史上有名，然晏婴被誉为继管仲以后齐国的一代贤相，“荒君与贤相”的组合，我们诚不乐见之。

就在晏婴拒绝封邑前后，季札来到齐国，与晏婴相见，其情形如次；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日“子速纳邑勺一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末获所归，难为歇也。”故晏子因陈恒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7]

季札催促晏婴“速纳邑与政”的原因，一是就齐国而言，“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末有所归，难为歇也。”季札的简括之论，堪称卓识，季札是希望晏婴拒受城邑，以强公室，从而使齐国结束大夫弒君篡位的乱局，使社会得以安宁。同时，通过拒收城邑受到公室的信任，使贤者晏婴能有发挥政治才华的机会。季札所言，与当时的现实正相符合。据《左传》记载，晏婴不受封邑“公以为忠，故有宠”，这为晏婴赢得齐国公室的信赖而委以重任，使其才华得以施展，从而使齐国“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以节俭力行重于齐。^[8]

季札会晏婴，体现了其鲜明的强公室，抑私门的政治主张，同时，时于财产，利益的得失观，充满着睿智与理性，这与其知礼让国的行谊完成一致，其次，适时顺变的政治态度。^[9]

黄道周曾称赞日“季子则可谓中行独复者矣”【{明}黄道周《易象正》卷四】黄氏之评，堪称的论。季札的政治理念恰恰具有“中行独复”的特点。他在认同晏婴的强公室，仰私门主张的同时，又能履中适变，顺应时代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公元前544年聘问晋国时，对于晋国时局的判断认同。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载：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日；“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日：“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使晋显示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对三家分管晋的预感。但三家分晋的局面的正式形成在于哀公四年【前491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10]其后，“烈公十九年【前403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三家为诸侯^[11]但此时距离季札于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说”晋国将萃于三族乎“或”晋国之政将卒归之三家矣“尚有100多年的时间，这确为一惊人的预测，但这一看似颇具预言色彩的判断，其中包含着季札对当时晋国社会的一种理性分析与推理。

另一方面，季札又是一位通时达变的政治家，他所谓“君移”，客观地指出了公室的衰弱有其自身必然的原因，对“政将在家”的预判，既有“大夫皆富”经济基础的分析，也有世卿人“萃”而使季札“说”的因素。顺应潮流之变不但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背后也更体现了其仁民爱物的政治理念。^[12]笔者认为，常州人文始祖季札“强公室、抑私门” 的治国理念，按当今时代的政治理解，就是坚决维护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以便集中力量办好中国的每件大事。

这个理政理念，已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