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医疗反腐5

数说医疗反腐5

安  文

失衡背后

中国人口超14亿，求医问药需求十分旺盛，面对海量看病需求，中国一直在努力，但医生数量仍存在缺口，一线城市三甲医院病人排长队屡见不鲜。新冠疫情发生前，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2021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7亿，比上年增加7.3亿人次（增长9.4%）。2021年居民平均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6.0次，恢复到2018年水平。同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24726万，比上年增加1713万人次（增长7.4%），居民年住院率为17.5%，比六年前提高了2.18个百分点。

诊疗次数和住院量虽然实现恢复和增长，但医生的数量仍有限。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年）》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逐年递增，2021年达到约103.1万家。近年来，我国执业医师数量也保持了约20万左右的年增长量。但总体而言，我国医生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依然凸出。2021年，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约2.55人，农村地区仅1.81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每万人对应医生数量是23.9人，而美国是35.6人，日本是26.1人，法国33.2人，德国45.2人，英国31.7人。

医学院毕业生是中国医生队伍的“后备军”。我国医学院招生规模逐年递增，但毕业后有相当比例的医学生流失到其他岗位。公开数据显示，培养医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上海交大医学院，其2023届毕业生部分就业去向数据显示，在553名本科毕业生和长学制毕业生中，其中签约医疗机构的仅有276人。

医生缺口大，进一步加大工作负荷。多名受访医生表示，如感染科、儿科等科室，或因平时病源不多，或因依照现有定价体系“不能为医院挣钱”，导致工资待遇低，人才留不住，设备引不进来。

以二级公立医院为例，根据国家卫健委今年4月发布的“国考”成绩单：在人员结构方面，2021年二级公立医院的麻醉、儿科、重症、病理、中医医师数量虽较2020年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低于二级公立医院执业（助理）医师整体的增长速度。此外，仍有个别二级公立综合医院尚未配备麻醉、儿科或病理医师，或紧缺医师占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县级医院的专科能力和高层次人才更显欠缺。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2022年度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的函”，一级科室中，精神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等设置率仍不足80%，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皮肤科、病理科等设置率不足90%。平均每家县医院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仅16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0人、11人、5人；高级职称人数为60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99人、61人、40人，区域间差距明显。

有专家表示，医生工作量大，再加上无法获得合理报酬，容易产生心理失衡问题，这也给追求“灰色收入”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主要由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费用及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构成。目前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平均投入仅占医院总收入的一成，剩余九成均由公立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收费等手段来对医生的薪酬进行发放。近年来，我国也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弱化公立医院的逐利性。但是，在财政投入减少以及公立医院仍还需要“自负盈亏”下，也促使公立医院均以患者的数量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数量等作为获取利益的直接手段，从而导致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医疗服务行为出现。

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公立医院预决算报告制度暂行规定》提出：“不得将医院收入指标分解到各科室，更不得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此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要求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与此同时，尽管政策也一再强调“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但作为财政差额补助的二级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常期因医疗服务价格总体偏低、财政投入长期不足，而负债累累、“收不抵支”。在创收压力之下，医务人员薪酬管理仍然存在单纯以“多劳多得”为激励倾向，这也可能带来“过度医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