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书院文化

                再谈书院文化

陈平   

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现状，可谓众说纷纷，褒贬不一 ，虽然总体还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回眸中国书院文化对数千年人才教育的影响，我认为，还是值得专家们去深研探讨，或许能从中汲取一些好的经验，因为中国书院文化教育，对推动中国国学研究的发展，为国家培养实用性人才确实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近代国粹派人物邓实先生阐释国学：“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以清代《四库全书》所列，国学范畴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国学则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学中的儒道释，尤其儒家学说始终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领域，成为稳定封建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在中国科举制度被废前，国学知识的传授，大部分均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书院教育中完成，即集中有识之士对学子灌输儒家思想，开展各种学术活动，阐发积累和革新文化，成为一方乡土的的精神家园。书院教育对中国农耕时代学而优则士理念的促进，确实致关重要。事实上自唐朝以来，民间书院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研究书院文化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当今中国教育依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较之新式学校的坏处,书院也尽有好处”。他认为，学校坏处一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金钱主义,学生之间没有感情。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施教受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情况近年好像愈烈，作者注】

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蔑视学生的人格。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与此相比,书院教育恰是师生感情甚笃;课程简而研讨周全,还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所以毛泽东总结，从研究的形式来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面对当今社会，像书院这种小范围的教学形式，显然不再适应九年制义务教育需求，尤其是三年高中教育，但当代人可从“书院也尽有好处”中汲取其教学精粹，借鉴应用，从而促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正在为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中国梦而奋斗，需要大批学为致用敢于创新，年富力强的各类人才，倘若作为民族希望的学子不会独立思考，无敢于突破自我的创新精神，梦想就难顺利实现。所以研究与探讨书院教育的开放教学、教研结合等特点，对改进当代教育方式，正确培养致用人才具有参考价值。

书院教育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起来，属于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所以既是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正是书院的私立性质，方能充分体现独立的精神，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独立组织方面，中国古代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完全如此），官方对其的干预相对较少。

独立教学方面，对学生进德广业是书院教学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因此，老师和学生都不大受科举的影响。老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可以自由读书、学习、思考、辩论。所以学术研究方面也一直保留了这个传统。、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者，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在一个依山傍水，风景幽静的环境里，专心教学，培育人才、治学，提高修养。

关键还在历代书院的出任山长｛即校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他们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在书院里，他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

譬如被理学家奉为圭臬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的讲学语录，影响了我国思想千余年。常州龙城书院的掌门人之一钱一本，东林书院的創始人，北宋的杨时，明代的顾宪成，高攀龙均为一代名士，他们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心怀远大抱负之名联，被广为传诵，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

看看现在学校的教学，小学围绕中考应试填鸭，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学术是路人尽知的知识，思想像营养不良贫血病人的脸样苍白，很多教与研风马牛不相及，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学生难以学到真正的学问，因为学与研的独立精神体现的很少，相比之下，就很难培育出像朱熹这样学派性的代表人物，常州龙城书院培养出来的洪亮吉、黄仲则、李兆落等对时代有影响的学者。

虽然书院的兴盛与衰落过程，与千多年灿烂辉煌的文化发展有必然联系，可这些问题的出现，仅是官办与私立性质的原因吗？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的朱熹创立了讲会制度【相当于如今的专题讨论】和学术辩论制度。他主张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往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使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同一书院的讲坛上，体现了求是精神。求是是书院历来秉持追求的精神品格。什么是求是精神？胡适先生的解释是“只认真理，不肯调和”。宋代理学分不同的学派，如在象山书院主持教学的心学大师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心即理也”属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在白鹿洞书院主持教学的理学大师朱熹，主张“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两人对一些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孔子义利观时，恰逢陆九渊率众弟子前来，于是就请陆九渊同讲，并举行了隆重的讲学仪式，随后，又把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头上，彰显学术辩论的意义，体现了求是的精神。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这种书院讲会是从佛教集会而来，有宗旨，有规约，有规定的日期和隆重的仪式。但是这种讲会制度，对促进学术交流和理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今学人集会的现状呢？学术会议唱歌、跳舞、喝酒、吃饭、游山玩水，拉关系、上项目、发文章；同事聚会唱歌、跳舞、喝酒、吃饭、讲荤段子、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对不同观念者进行诬陷造谣等等，研究生教育导师办公司、办培训班、打官司，学生给导师打工、充当廉价劳动力、混日子；个别导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何来学术研究？何来学术辩论？何来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求是的前提是怀疑，中国古代书院的师生之间以道相交，切磋学问，质疑问难，他们的怀疑是不唯书，不唯圣贤，唯是是从的精神。怀疑的精神的本质就是独立思考，看看当今教育现状却是教育管理者面对读书做学问，老师面对考试做学问，学生呢？可想而知。

早在抗战时期，著名学者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时就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非常推崇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这条院训，由于他的推广，这理念至今还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可是面对目前学校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现状，是否还在坚持求是的精神？人们表示怀疑。

据《中国书院史》阐述，古代书院讲学学生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的限制；学生可不受学派的限制，书院允许学生中途易师等等，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精神，这传统带到后来的北大。当代著名学者胡适曾深情地回忆，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孟真即傅斯年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学生就请他去听我的课，看看该不该赶走。他听了几天就对同学们说，此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一个才20多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思想成熟的学生没引起风波应该不多，过了十几年后胡适才晓得这是孟真在暗地做了保护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请问像这样的事现在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效果必然不如过去。

教研结合的会讲式书院起自宋代，发展在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前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这种会讲形式将书院变成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教研结合场所。

书院中另有的一种组织相当如今的协会之类，虽然与书院有连带关系但自成系统，对于学风之传播力至大的是讲会。这种会有严密组织，会时有固定仪式，会友有共宗旨。厘而订之，各为“讲规”或“会约”，即讲会之章程。此种讲会讲规，在教育与学术上均有极大意义。会讲是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有联系的聚会。讲会在开展活动时，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譬如对社会史方面，文社及会社等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书院的讲会。

以书院为基地的士人的游历与讲学，是一种跨越地区性和超越身份地位甚至阶层的社会交往，它使士人在交流学问中扩大了社会交往面，加强了士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士人的文化创造。总之教研结合体现书院教育的独特精神，学术辩论体现了书院教育的求是精神、怀疑精神，开放教学体现书院教育的兼容精神。

书院教育认为，了解古代，学习古代是为了学以致用，是为寻求对今的启示借鉴，认为学习具体的知识并不重要，更应学会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坚持时代发展需创个性文化，从而开展对文化精神的纵深解读。

从龙泉书院创始人、淸代荆门知州舒成龙所撰的《龙泉书院碑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书院文化的传承脉络，如该书院的命名就凝练了传承文明，追求卓越的教育精神，舒成龙为优秀学生确定的“安学、亲师、乐友、信道”四条标准，值得当今学校启迪借鉴发扬；但是我们研究书院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一些不学无术者借古人尸骨吹牛逼包装炒作自己，而是对当今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完善与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