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
葛维亚
那是1958年夏天。在一次安徽航埠河野外查勘中我和张永平不期而遇。张永平和我同在一所重点大学水文系。那时,他是援建我国的苏联专家研究生,等待结业分配。我是等待去苏联的研究生,在大学实习。出于这个缘故,我俩一见如故,一来二去,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野外查勘本来很艰苦,爬山涉水,风吹日晒,饮食无常,居无定所。每到夜晚,我们都抓紧休息时间睡觉休息,只有张永平坐在哪里,在写些什么,口中喃喃自语,面部表情怪异,喜怒无常。折腾到大半夜才就寝,不久却梦话连篇,大喊大叫,其他人受到干扰,无法入睡,叫苦不迭。几天之后,我试探的问过他,晚上在写些什么?他说他在给在远方的女朋友写信。他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叫王明慈,在另一所大学当助教。
从他的叙述中我粗略了解到他们的罗曼史。张永平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2年暑期学校组织他们集体去青岛旅游,食宿在大连一所大学,接待照料清华学友的五个人当中,王明慈最活跃,最热情。张、王属于帅男靓女型,个性活泼,加之情窦初开,两次联欢晚会下来,已经开始热恋。大学四年两地分隔,书信往来不断,暑假相聚,贸然已成为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
王明慈毕业后分配在长春一所大学任教,又担任青年团总支委员。张永平在南京一所大学做研究生。王明慈所在系里党总支书记与她因思想工作接触频繁。谁料日久生情,总支书记开始主动向王明慈示好,频频发起“进攻”,王明慈从被动拒绝慢慢和总支书记变成男女朋友,早把张永平抛在脑后。张永平为人何等精明,把他在王明慈学校里一个中学好友作为“密探”,面授机宜,暗中侦查监控。王明慈的一举一动都在张永平的掌控当中。头几年他们信件几乎两三天一封,后来周期加长,信函内容从火热慢慢冷却,这些张永平心知肚明,他知道王明慈开始变心,但还没有对他完全死心。张永平在感情的煎熬中度日如年,唯一能做的只有一封接一封的给王明慈写信,发动“情感”攻势,用心把她拉回来。
此时张永平反复无常,借我对饭票和钱,拖欠不还,说话又语无伦次,叫我吃了很多苦头,我断定他精神有病。返回南京不久,我向系党总支吴书记做了汇报,吴书记大吃一惊,说张永平在清华学习一流,个性开朗,思想进步,怎么会如此呢?我的话吴书记楞是摇头不相信,建议我陪张永平到医院去看看再说。 事态似乎很严重,第二天我陪张永平到不远的工人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经过几个回合,医生背着张永平对我说他患有重神经病,建议工作不能过重,身体不能过于疲劳,思想不能受到刺激,特别是目前不能结婚,否则病情迅速加重,生下小孩又是个小神经病,害人又害己。
回到学校,我赶紧把医院诊断结果告诉总支吴书记,这回他信了,临时作出两个决定,第一,要我陪护,多安慰、多劝解,从中了解发病原因,又特别嘱咐我做好世界观、人生观等思想工作;第二,调整住房,把我和张永平安排在两人间宿舍居住。我很佩服这位新四军老团长的果断,可我倒变成了既要照顾张永平饮食起居,又要给他“洗脑”的“护工”,想起来心里很烦。
这段时间,张永平情绪极端反常。除了不停写信外,几乎每天上午去北京路邮局扯皮,硬说邮局有人故意扣压了他女朋友的来信。把他女朋友作为特嫌对待。邮局领导找上门来,华水人事处的一位领导一再道歉,才算了事。事后吴书记约张永平谈心,两人话不投机,大吵起来,不欢而散。
有一天半夜,汤张永平从睡梦中起来,把我叫醒,很小声对我说,“你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特务?”我听了大吃一惊。不等我回答,他已经飞快回到自己床上躺下,房内一片寂静,空气中凝聚着诡秘和恐怖的气氛。
此事非同小可,第二天我迫不及待追问他,昨天晚上为什么质问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表情很吃惊,很紧张。但对我的提问禁若寒蝉,一言不发。对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无法释然。有一天专门去总支吴书记那里告诉了他。他哈哈大笑说:“汤鼎雄神经不正常,消息到很灵通。” 接着,吴书记告诉我,我出去旅游,拿照相机到处游逛,到处拍照,引起上海公安机关注意。派专人跟踪我,监视我的活动。一直跟回南京,和华东水院党委调查落实,才知道是一场误会。我听了也一阵大笑。
看到张永平和方王明慈长期处于“冷处理”状态,张永平病态越发明显,我左思右想,如何打破这个僵局。无奈之下,我以个人名义给王明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直接告诉她张永平的病情和表现,建议他们开诚布公谈谈,是误会尽快消除,是感情不合也直言相告,快刀斩乱麻。不久收到王明慈回信,她认为张永平的病可能因她而起,没想到他会患上重神经病,而她和张永平确实有很多误会,可她绝对不存在第三者。并表示愿意和张永平加强书信来往。我和王明慈书信来往很多次,及时把张永平的情况和表现告诉她,王明慈信中对我不断地表示感谢。
这样,张永平与王明慈的联系更加火热,张永平脸上多出几分快意,几分笑容,可他的病情未见好转。医生对此很担心,建议我写信说服王明慈,彻底中断与张永平的关系。我总觉得如此做法既不应该,又难以启齿,我怎能做萧何,成事在于我,败事也在于我呢? 思前想后,只好顺其自然,静观事态的发展。
转眼半年时光飞逝。有一天张永平探亲回来,兴致冲冲的对我说,他这次探家,顺便去长春一趟,已经和王明慈登记结婚。我心里咯噔一下,感到太荒唐,太突然。赶紧跑去医院征求医生意见,如何防止不测,医生叹气,连连说“完了,完了!”
虽略张永平结婚后,沉浸在无限快乐,无比幸福当中,病情迅速好转。原先医生开给他的药吃了不少,不起作用。医生和总支吴书记不断给我面授机宜,什么巴普洛夫精神疗法,什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统统不管用。我总有一种力不从心,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担子重,压力大。医生最反对的“结婚”一招倒最神奇,叫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结婚不到半年,张永平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比以前头脑更清楚,思维更敏捷,口齿更伶俐,记忆力更强。恢复了原来的活力,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在社交场上广交朋友,认识他的人都一口同声说他彻底变了。
张永平的病痊愈后,在几十年峥嵘岁月里,他教学、科研取得一个又一个硕果,从助教一步一步升到教授。国门刚打开,他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去美国深造,以将近五十岁“高龄”奇迹般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应邀去几个国家巡回讲学,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水资源专家。可是张永平在病中许多往事他仍能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因此他在此期间来我生活的武汉十几次,每次都来我家探访,还带来很多贵重的礼物,感谢我在他生病时的体贴与照顾。他更是给我写过很多感谢信,把我看作是他的知己、辅导员、宣传员、辅导员和“救命”恩人。他表示,他要用一生报答我对恩情。奇怪的倒是王明慈在张永平病好后,再没有给我写过信,我写给她的信也一封不回。记得1990年7月,我去她生活的成都开会,到他家探访,正碰上天降暴雨,我全身湿透,她开了家门一条缝,看到是我,一脸严肃,堵在门口告诉我,张永平去外地出差,不在成都,既不让我进门,也不借把伞给我,后来我借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也有几次到她家拜访,张永平很热情,可王明慈总是一脸横肉,对我不理不睬,有一次还提醒他的丈夫去接放学的女儿。看来她是个不念旧情,忘恩负义的人。
我很相信善恶有报,她生出来的女儿天生聋哑,也许就是因为王明慈嘴巴被封死,好话坏话说不出来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