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需久久为功

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一纸提案，让“醉驾入刑”话题再次引发关注。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很有必要，皮委员的建议体现良法善治，应当予以重视，但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有待商榷。

2011年，醉驾入刑。其立法初衷，是为了有效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提案认为，这一初衷未能有效实现，危险驾驶犯罪数仍居高不下。2022年全国起诉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案件仍超过30万人，自2019年以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从绝对数据看，似乎震慑作用不明显，但醉驾作为微罪，不能简单根据案发量大就否定醉驾入刑的法律实效。

数据显示，醉驾入刑以来，全国机动车增长89%，驾驶人增长123%左右，但2011至2021年，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醉驾入刑前十年，不仅没有同步增长，相反减少了2万余起，不仅拯救了两万多人的生命健康，更避免了更多的家庭悲剧，充分体现了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醉驾案件发案率也大幅下降。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排查每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2011年减少70%以上。醉驾入刑还深刻影响了国人的驾驶习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大多数人自觉选择酒后代驾，全国酒后代驾订单年均达到2亿笔。

不仅于此，它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其他两个方面，一是醉驾入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治理醉驾一样”治理其他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模式，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生动实践；二是坚持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行为严肃处理，也有效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

综上可以看出，醉驾入刑目前仍然很有必要，核心原因是，它重建了公众对道路交通安全的信心，保护了公众的安全感，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可以预见，再坚持五年十年，效果一定大彰。反之，过早或过度给醉驾“松绑”，极易造成酒驾醉驾现象反弹，让10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当然，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醉驾入刑的负面影响，诸如司法资源的过度消耗、定罪后被“标签化”导致附随后果严重等等问题，也需要正视与反思。但如果按照皮委员建议，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中，增加“不能安全行驶”要素，至少带来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不具有可操作性，极大提升执法难度，增加司法成本；二是对“不能安全驾驶”的判断存在主观性和任意性，容易产生模糊地带，导致公众对执法公正的质疑。笔者认为，改进的着力点应放在司法上，要更为准确地区分不法与责任、罪与非罪，防止醉驾入刑的司法扩大化。同时将醉驾评价为过失犯，至少可以在不修法的前提下，弱化犯罪的随附效果。

虽然“醉驾入刑”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但笔者倒认为是一件好事，它是我国大力推进良法善治的一个缩影。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立良法、谋善治。良法善治相辅相成，久久为功，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和谐统一。争议与改进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