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剧和黄梅戏

锡剧和黄梅戏

我是在教材书上认识安庆的。近代史上许多“史眼”，诸如中国第一家制造枪炮的兵工厂、天京保卫战等等，都围绕这座古城演绎，对她的印象因此也比一般城市深了许多。前些日子踏上这块仍不富庶的土地，才知道她还孕育了京剧鼻祖程长庚、革命先驱陈独秀、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黄梅戏的发源地，居然也是在安庆。

论常州，当然不输弱安庆。常州有太平天国护王府，革命先驱有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杰”，也孕育了写《官场现形记》的李宝嘉、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数学大师华罗庚……源于常州的滩簧，同样响彻过大江南北，1954年虽定名锡剧，但老辈人仍称“常锡文戏”，将常州理所当然的排在无锡前头。

不过，称“常锡文戏”的老辈人，以及亲耳听过梅兰珍、王彬彬唱《珍珠塔》的锡剧迷，如今跟他们的牙齿一样已残存无几。要知道，文革之前，不知徐丽仙、戚雅仙、杨飞飞、梅兰珍“锡剧四姐妹”的常州人，那是要贻笑大方的；文革的初期，“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铺天盖地，也没盖住咿咿呀呀的二胡伴着轻快的滩簧，时不时飘出大院子、飘出小弄堂。想当年，就是当过常州运管处书记、当过交运协会首届秘书长、尽心竭力支持着我创办交运报的张书记、我的张骏老朋友，当初就是依仗“三代老贫农”，拉板车、抗布包的回到家，仍胆敢，打着赤膊坐在大门前，自拉自唱“我拉风箱四方方，一盏油灯闪闪亮”的扮演起角色。

文革结束后，百花齐放，锡剧却令人沮丧的日渐凋零，像荒漠中的河流快速枯竭。南运河畔的勤业桥下有条小弄堂，弄堂里有个破败的大礼堂，因为几个草台班轮番光顾，成了锡剧干涸河床上一汪积水。忠于锡剧的那班艺人有了舞台，也不在乎礼堂的潮湿和简陋，浓妆淡抹登上主席台，照样忘我的甩袖放喉。主席台下排着长长的条凳，坐满了老头子、老太太，一个个直起脖子看得如痴似呆。夏天时光，头顶的四扇吊扇不再济事，他们便带上蒲扇，非摇到剧终而不散去。当然，这样的场景一消失也超过二十年。

锡剧被经济发达的常州渐渐遗忘，黄梅戏在仍不富庶的安庆却花开日红、久经不衰。安庆城有一个菱湖、一个藕湖，那天走进湖边的开放式公园，便看到好几个圈子在唱黄梅戏，插进其中一个圈子，一位中年女票友清唱的《天仙配》，简直是严凤英第二！再去邓稼先纪念馆，馆前搭了个临时舞台，舞台上方大红横幅“黄梅戏剧团巡回演出”，舞台下早人头簇拥，没法子挤近台前，便远远站着，领略那“一人唱万众和”的场面。

听说黄梅戏剧团在城区巡回演出，时不时还送戏下乡，然而让我开眼界的，还是那个黄梅戏会馆。会馆不大，像老戏楼子，休闲气氛极浓。正面是大舞台，舞台前，墙壁旁，矮楼上一律包桌、包厢，有服务员送啤酒茶食水果；会馆的正中是散座区，摆十多张小圆桌，同样可以嗑瓜子抽烟。安庆人招待贵宾，从平头百姓到政府大员，登望江楼眺望长江，上会馆看黄梅戏，都是少不了的。包桌、包厢价格不菲，却因此上座率极高，平常日子也得预先订座，去晚了，往往连散座也客满。

那天我在会馆看了《天仙配》、《窦娥怨》的折子戏，还看了《瞎子捉奸》、《纺线纱》等民间小喜剧，以及“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之类的山野对唱……地方特色浓郁的“小吃”，有雅有俗，三四个小时过去仍意犹未尽。看节目单，每个节目后都注着演员的“来头”，有国家二级演员、戏院学生，还有民间班子的，阵容芜杂，但仔细想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还非得如此“不拘一格选人才”，节目才能每天翻出新“花头”，把现在观众的胃口吊足。至于政府补贴、演员“走穴”等等，在此就不再赘述，为振兴黄梅戏，安庆人煞费了苦心。

看过黄梅戏，回到常州，更想看一看锡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