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与其他

文/梦都子

     天下万民都有五常之性，五常之性是上天化生人类时赋予的天赋本性。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也是儒教五个重要德目。其仁表现为恻隐之心；其礼表现为恭敬；其义表现为羞恶；其智是明辨是非；其信表现为忠信。当人们生活中有了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社会就会安定和谐。

    传统社会里，天下之民无不包含五常之性，天下之民的刚柔、缓急和声音，皆因水土风气而不同而称风。天下之民的好恶、取舍和动静也并无常态，常常随君主情欲而变，因此称俗。概说风俗，其风偏地域，其俗偏于人之上下。风俗往往倡于上，成于下，上下相染，以成习惯。风俗的构成取决于人，也受制于土。

    社会风尚指的是特定期流行的价值观、审美心理、民情风习及所表现的社会与生活行为。社会风尚改变，意味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改变。风尚的形成带有群体性和社会性。

    风俗则与风尚不同，风尚更多在风气，风俗则为历代相沿促成习俗。风俗离不开人心，人心一趋，便成风俗。风俗变，人心也变。人心的最后落脚点在“六经”上，所以明朝人观点是：六经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国家安得善治，乡闾安得有善俗？既如此，那么风俗也离不开学术风气。同时，人心和世道大有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不论是天下的风俗，或者一家的兴替，实则莫不如此。王朝在祖宗创业时必定长厚待人，到了守成的子孙就变薄，乃至家业渐衰。所以，学术、人心、世道与风俗间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学术直接对人心、世道起决定作用，并影响了风俗。孟子说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这是本着心术而言；又说过：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这是本着学术而言；学术一变，心术随之变，而心术一变，世道风俗当然也随之变。这一点，在明代的士大夫精神世界中最为明显，他们将风俗和士风视为关键词，因它牵涉社会秩序的变动。

    风俗具有多样性，古人言：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同时，又主张移风易俗，其目的就是想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天下大同境界，以此来谋求万民幸福。风俗也反映着地方的习惯，古人观风俗阐述的理论，无论是帝王诏令，还是士大夫的训诫，关注的无非是奢俭、劳逸、贞淫、忠孝、廉洁、信实、仁让等内容，他们常兢兢于去奢崇俭、教忠教孝，藉此作为改良风俗的先驱。这其实是透过人们的行为，去观察他们的精神品质。

    既如此，人便是风俗的中心，风俗的形成起源于人心的变动，常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上层的人物或是地方精英，这些人在移风易俗中起着重要作用。风俗一旦形成了，就会成社会化东西，移易社会的人心。

   礼制其实是约束风俗的规范，风俗的变迁与礼制的盛衰关系密切。我们常用礼俗一词，包含礼仪和风俗两层意思。礼属于宗教，是仪式的；而俗属于习惯的。两者相比，礼显强迫，而风俗较自由。正因如此，礼的起、立需因俗，只是礼一旦形成后，就会对人们生活与行为起强迫规范作用。事实上，动辄依礼而行，会导致行为拘谨刻板，乃至迂腐。但从王朝建立者的主观愿望看，他们往往希望人们按照现有礼制来生活，让各社会阶层人们都按各自等级，安分守己。

    道（礼）与俗，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一个相反的关系。陈确说过：道则不俗，俗则非道。不过，王阳明的心学似乎为人们的内心找到自然之礼提供了依据。礼与俗的关系，在明代的思想家观念里认为，一是礼因俗制，二是将礼简化。礼因俗制是因人们行为必有所制约才不敢放肆，恣情任意。而礼要尽可能适应时代变化，适应民间习惯。将礼简化是从俗的进一步发展，目的普及。

    我们人生四礼中，如果单讲四礼，按吕坤的说法，是人道之始终（冠、婚、丧、祭四礼）；如果单讲人生，便是生老病死，如果人的一生，局限一天之内，人生就是吃喝拉撒或衣食住行。明代学者们基本看清人道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他们才将礼建立在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乃至家喻户晓之上，为了使礼通俗化，最直接做法无非是将礼简单化。古人如此，当世亦如此。以婚礼来说，古有六礼，朱熹制《家礼》时略去了问名、纳采、请期，以简化古礼，顺应时代。明初撰《大明集礼》，用以确定规范人们行为准则。到了明代中期后，礼受现实生活和习俗冲击无法施行，导致晚明学者重制适应时代的礼制。新礼因俗，目的自然是礼下庶人。

      再谈谈风俗的上行下效，明朝嘉靖九年（1530）三月，御史周释提出一论说：今都城之中，衣轻乘肥，非贵戚之臧获,即貂铛(按:应作踏)之仆夫 .而其结果,则是导致远近效尤,恬不畏法 ；同样，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礼科给事中查秉彝看到当时风俗趋奢的现象,也曾因事求故 ,认为下面两个原因：一是“世禄之家好作无益，崇尚虚糜，以荡民心。”二是“四方罢闲无藉之徒，聚党游食，变乱黑白，以愚黔首。”整体而言，明代风俗变化基本脉络：就地域而言，先城市，后乡村；在城市中，又先都城，而后一般城市。尽管都城（明代南北两京）可领风气之先，但因江南经济发展与商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明代出现苏州、杭州领导风气之先特殊现象。社会阶层言，当然贵戚、貂铛、士大夫，而后才民众；而一般民众中，先城市平民，而后乡村农民。明人何良俊评价当时士大夫说：“今之仕宦,有教士、长民之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在风俗形成过程中，皇帝起着表率作用。“人主好尚，所系甚重。”这也是 明人陈仁锡认为风俗变化本源在朝廷的原因。他认为有尧舜在上，下臣岂敢效法魏晋风流，甚至犯禁愈限？张居正给皇帝讲《通鉴》时，也曾主张人君应崇尚“俭德”，事时朴素，不可少萌奢侈心，以启无穷之害也。事实上，就明朝一代而言，明初诸帝，数行俭约，晚明皇帝开始奢侈，各省的课程，明初开始仅送钱钞、金帛，其中并无采纳珍宝玩好之物。到了嘉靖末、隆庆初，尽管降谕户部，暂时收买一些珍宝玩好之物，但不过偶一为之，并无定例。但是到了万历初，明神宗已接受尚衣监太监崔敏的奏本，下旨要求户部将宝石、珍珠、香品“作速买进”。

以皇宫蜡油为例，可见一斑。

时间                               黄蜡/年                   白蜡/年

正统年间                         3万斤                     5000斤

正统十四年（1449）      4万斤

景泰二年（1451）          5万斤

景泰四年                         8.1万斤

景泰七年                         8.5万斤

天顺年间                         8.5万斤

成化十一年（1475）      12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