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话与国语

常州话与国语

安  文

不像欧洲、美洲、非洲等各国有成百上千种语言，中国文明脉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唯一延续五、六千年，除一般所谓秦始皇开创的车同轨、书同文等，应该还有言同语。如战国晚期佩赵、韩、魏、燕、齐、宋六国相印，任“合纵”抗秦的“纵约长”，类似联合国秘书长的国际著名政治家魏人苏秦，如无一种统一语言，六国都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互相沟通。而为秦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连横之父”魏人张仪，如无法与秦君臣进行语言交流，亦不可能被重用为瓦解合纵的丞相。有趣的是，他们，以及同样著名的孙膑和庞涓，都出自中国第一所军校校长魏人鬼谷子门下，都用洛阳话彼此以及与他人交流。

可见，古代中国文化制度奠定时期，商和两周首都洛阳话，就是全国通行的官话或国语，时称“洛语”或“雅言”，孔夫子教书说的就是雅言。而不是山东话。它不仅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国语基础。而且使首都语言作为国语成为约定俗成。中国各朝代官话因政权变迁、都城等因素多次更变，都城在哪，哪的话就是当朝官方语言，即便于各地人们互相交流沟通。也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语言学大师常州人周有光将北京地区方言，而非他熟悉的吴语作为标准普通话的模范，就是国语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制。换言之，如果新中国定都南京，普通话就是南京话；北京是满清和北洋政府首都，北京话就是当时国语，中共建党初期南陈北李、毛泽东等都通过北京话国语沟通交流：民国时期的国语是夹杂一点浙江口音的南京话，而南京话被明成祖带到北京，南京话和北京话基调又都是“洛语”或“雅言”，因此，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无需翻译的。

我们现在读《诗经》，与孔夫子那时的意思八九不离十，当然要感恩国语基调——河南人的“洛语”或“雅言”，不过，除了周有光大师，常州人其他贡献亦功不可没。

淮扬人刘邦推翻秦朝，当然不能以短命的“秦腔”为官话国语，汉朝就承袭先秦雅言，“洛语”恢复为两汉普通话，当然不可能不残留一些首都长安当地关中语的痕迹。到了南北朝，北方士族避乱南迁江南，东晋迁都建康（今天南京），国语承袭汉代还是洛语。但崛起于常州万绥（岁）的南朝萧氏建立的齐梁，把中古吴语即常州话融入建康雅言，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成为南朝370年的国语，融入常州元素的南京话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以南京话和洛阳雅音为基础，形成长安官音——“秦音”。而隋历史很短，唐承隋制，国语主要沿袭这种秦音，故李、杜说的唐国语长安话，就是这种带有吴音的秦言，说他们听得懂当时的常州话，是一点不奇怪的。

600年前，明永乐时，那个从侄子手里夺来皇位的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大批操南京口音的官员、将士来到北京，南京口音与元朝老北京腔慢慢融合，就形成明朝这种带南京音的北京话，成为当时的官话。清朝满人入主北京，开始学说这种北京话，不过其中也加入了满族语音要素。所以，清朝、民国的北京话，实际上融汇了元朝北京话、南京话及满族话三种发音，集众家之长，这种国语当然具有中国南北方读书人、官吏和商人都能普遍接受的优势了。

可见，规范普通话里有常州对中国语言的贡献。此外，常州人周有光发现北京城区话带有儿化音特多的“京味儿”，并非纯正的北京话，推广起来，至少常州等南方人不太适应。通过调研，他们在与北京一山之隔的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找到了最标准的北京话，成为新华字典读音模范，形成了普通话，这在后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