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用一生去爱的女人（下）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所以对于同样犯下谋反大罪的皇子李佑，唐太宗是毫不犹豫地直接赐死了这个儿子，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

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反观三国东吴时期，鲁王孙霸因为图谋太子孙和的储君之位，就被父亲孙权赐死了——同样都是争储，结局却完全不一样，由此可知李泰仅仅从正一品的亲王被降级为从一品的郡王，这样的惩罚是多轻了。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河东郡公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并册封李泰的次子李徽为顺阳县侯，食邑七百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赐婚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银青光禄大夫、乐寿县公长孙操升为了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一下子升了三四级的官，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而且大多和“病”跟“吃”有关，往往都是长孙皇后凤体抱恙，唐太宗急着发动全国找秘方，然后吃了民间的各种美食名药就好了。

事实上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天子脚下都未必能知道皇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民间的老百姓就更加不可能清楚了。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那些大事：长孙皇后一生病，唐太宗又是急得延请高僧祈福又是下令全国广修庙宇为妻子积福；长孙皇后诞皇子李治，唐太宗高兴得普天同庆，每个有幸与李治同天出生的人还能得到额外的粮食赏赐。随着这样一次次的昭告天下，百姓们心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固有印象：修庙了，是因为皇后身体不好，有米拿，是因为皇后生宝宝了。所以长孙皇后怀孕患病由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这些传说经久不衰，至今未歇。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数量够用即可，既不是衣服洗过后还要再穿第二次，也不是将裙子的褶子数量大大减少，更不会给衣服打补丁了。

毕竟堂堂帝王之家，再怎么节省也只是相对于一贯奢华的皇室生活水准而言，并不意味着就要降低到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标准。事实上在那个连贵族都不穿洗过的衣服的年代里，哪怕只是提倡在整体数量上不要“过度”，也是值得为人所称道的。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则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确实是惊世华丽，在一个男尊女卑，丈夫是天的社会里，即使嫁的是一个普通男人也不能轻易说“不”，对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但长孙皇后却常常气定神闲对皇帝丈夫说“不”——不想发表意见时，无论皇帝如何问，就是不说；不想让兄长为官时，即使皇帝反对，兄长也一定要辞官；想要赦免兄长时，就算兄长犯了谋反罪，也一定要皇帝下旨赦免；认为某人无罪时，即使皇帝大怒，她也依旧顶风而上，从容辩白；更有甚者，就连死后的墓葬形式都要亲自选定……长孙皇后的强势令人佩服，不过更令人佩服的是愿意纵容长孙皇后强势的那个男人——唐太宗李世民。 　

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强势多么出众，若没有男人的垂青，她几乎不可能名垂青史，所以长孙皇后能成就一场惊世华丽，成为千古传颂的一代贤后，唐太宗居功至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不，当然不是！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这是在假装贤德吗？她难道就不想亲生女儿嫁得风光些？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就是长乐公主最为珍贵的嫁妆。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其实千百年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不仅正史上的记载数不胜数，就连各种野史和民间传说也是层出不穷。直到最近几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长孙皇后没有仗着唐太宗对自己的宠爱残害妃嫔、祸国殃民，又或许是一些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些人硬是把一对鹣鲽情深的恩爱夫妻说成了怨偶。 　

也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知道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信任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唐太宗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很“落伍”地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只对自己的妻子深情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