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量化标准提升“共同富裕”的说服力

用量化标准提升“共同富裕”的说服力

无所求

共同富裕——共同心声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近年，“共同富裕”成了各大重要媒体权威文章的讨论话题，成了亿万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不倦谈资。

　　共同富裕，就是14亿多人民都过上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好日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百年夙愿，中国人民的深切期待和奋斗目标。新中国之初，毛泽东首倡“共同富裕”，凝聚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同之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展开8年多极不平凡的脱贫攻坚战，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021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全面回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贡献。14亿人口全面脱贫，实现丰衣足食，进入全面小康，中华民族数千年梦想成为美丽现实。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面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202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指出，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14亿多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毋庸置疑，全面脱贫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全面脱贫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接续迈步新长征的奋斗目标，无疑是要减少相对贫困，缩小穷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同时，我们对于“共同富裕”一词，或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还要有科学、辩证、客观、现实的认知，要辩证理解数千年来“不患寡，患不均”的朴素观念。“共同富裕”，既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说共产主义是平均主义，也没有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平均分配，而是“按需分配”。这个“需”不是各个社会成员自以为是的“需”，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确立的分配制度所决定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需”。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才能对“共同富裕”中的“共同”达成“共识”呢？换一个角度，主政者如何展示“共同富裕”中“共同”使得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呢？到了2035年，你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之目标已基本实现，如何消解人们可能置疑的目光呢？笔者认为，用定量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为“共同富裕”之“共同”提供量化标准，以提升说服力，这项工作将会很有意义。

脱贫标准——其玉可鉴

　　没有定量标准，就没有说服力，也就不可能达成“共识”。不妨以脱贫为例。贫困与富裕，既是一组相互依存的对立概念，又同样都是相对性概念。刚好丰衣足食者，相对于乞丐而言就是富裕的，相对于亿万富豪必然自称是贫困的。在大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年收入可能达到50万元，相对于年收入10万元的普通职工肯定是富裕的，然而站在年收入500万的老总面前又感到是贫困的了，至少不敢称富裕。别说“亿万富豪在，谁不称贫困？”即使丰衣足食了，还可以称贫困。总而言之，脱贫的结果怎么认定呢？是否脱贫又怎么取得共识呢？

　　来了，扶贫脱贫是有标准的！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确定扶贫标准，是中国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扶贫以来一直的做法。即，哪些人算贫困人口应被纳入扶贫对象？是有标准的；扶贫达到什么效果就算脱贫了？同样是有标准的。中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的时间是1986年，确定的贫困标准为年收入206元以下者，脱贫的标准也就是稳定达到年收入206元及以上，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5亿。根据这个标准扶贫，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制定这个扶贫标准，是以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中国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86年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424元，农村中有11.3％的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在200元以下。

　　显而易见，扶贫及其标准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标准制定高了，国民经济承受不了；标准制定低了，扶贫的意义和效能会打折扣。而且，扶贫脱贫的标准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第二次制定扶贫标准的时间是2001年，在制定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865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422.8万。《中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扶贫标准的865元，基本是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的一半。第一次制定的标准206元，基本也是当时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424元的一半。

　　中国第三次制定扶贫标准的时间是2011年，在制定第二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22亿。《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不难计算，其时扶贫标准的2300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6194元的37.13%，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的32.97%。这个比例比前两次几乎50%大幅度降低，但是对应的扶贫人口却从第二次制定标准时的9422.8万回升到1.22亿，接近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时的1.25亿。从扶贫标准占比有所降低且待扶贫人口反而上升可见，这些年国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纺锤形”向“金字塔形”变化，从而扶贫难度更是有所加大。

　　扶贫工作，越到最后越是艰难。从“三西”即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到“三区”即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涉藏州县，至“三州”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都是“硬骨头”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扶贫脱贫工程，最后到了攻坚阶段，不但实施精准扶贫思路，同时坚持扶贫标准化思维。采取的衡量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一收入”就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些都有量化标准的。

标准探讨——社会参与

　　有了“扶贫脱贫”工程标准化思路的成功实践，“共同富裕”工程的标准化工作便有样可循。其实，“共同富裕”就是“扶贫脱贫”的后续工程。如果说“扶贫脱贫”是加长国民收入短板的工程，那么“共同富裕”就是加粗“纺锤形”腰身的工程。当然，在加粗“纺锤形”腰身的同时，还要继续大幅度加长国民收入的短板。“共同富裕”的定量分析，还可以借鉴世界上的成功经验。如果说“富裕”程度，可以借鉴恩格尔系数来度量，那么“共同”程度也可以借鉴基尼系数来衡量。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我们皆早已相识。二者，无疑都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化之鲜花、定量分析方法之硕果。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研究消费结构变化发现一个规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逐渐下降。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越穷，国民收入中购买食物支出占比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由此得出，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100%。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给出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国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1978年为60%，2003年为40%，2015年为30.6%，2016年为30.1%，2019年为28.2%，2020年为30.2%，2021年为29.8%。这组数据令人心悦诚服地印证了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反映了新冠疫情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基尼指数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基尼1912年提出，计算公式比较复杂，已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居民收入越是均等，基尼系数越接近1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人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表明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我国基尼系数始终争议较大，官方数据与民间感受并不趋同，但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基尼系数较高，实际可能更高。有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知乎上给出1981到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表，并由此总结出，我国1981—1986年是共同贫穷下的财富平均，1987—1993年是少富与共富提升下的财富不平均，1994—2011年贫富差距突破国际警戒线，2012—2019年贫富差距微缩。基尼系数有两种，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于2000年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的状况（而且民间机构计算的财富基尼系数远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引起领导高层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所以“共同富裕”的愿景刷爆网络，深得人心。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需要党中央的正确决策，需要全体人民的创新创业，需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完善。如何评价“共同富裕”，需要事实说话，需要反映事实的数据说话。需要定量分析方法，需要科学的标准化思维，需要大众认同的数据。我们可以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令人信服的专用系数，可以直接使用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可以结合本国实情修改基尼系数为我所用。总而言之，要有衡量“共同富裕”之“共同”程度的数据。无论采用什么数据，相关部门不宜闭门造车，不宜暗箱操作，要公开计算公式，要公开原始数据的采集方式，要具有采集和计算的可重复性。要吸取历年我国基尼系数得不到大众广泛认可的教训。要广泛宣传、解释，要征求有识之士和社会大众的意见，要争取大多数有识之士和社会大众的认同。

2022.7.18 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