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平：記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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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記夢【4】

【原东坡前记】

作者: 陈　平 来源: 原创 

凤翔，古称雍州，因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在凤翔任上，苏轼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就是牛马草料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此二要务均由服衙前役的百姓来义务完成，政府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在运送途中，官物如有丢失，服役的百姓还要负责赔偿，许多人因此破产，而无力赔偿者则被投入牢狱，走投无路之下便有人选择远走他乡，甚至沦为盗贼。

上任伊始，苏轼就注意到了木筏水运带给百姓的沉重负担，他亲自去营中调查，了解到木伐之害本不至此：若在黄河渭河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就可无重费；造成现在这些危害的原因，则在于官府令不以时错误安排，在黄河渭河涨水期下令运木。

于是苏轼便对衙规进行了修订，使衙前可自择水工，按时令编木筏竹，从此衙前之害减半，改革衙前役可以说是苏轼步入仕途后，为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使他在当地留下千古美名的一大政绩。

在凤翔，苏轼不仅留下了卓著的政绩，还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当地人都说：苏轼为凤翔办过许多好事，但大多都是老祖宗受益，唯有这东湖的一池秀水，滋养了凤翔近千年的文脉，为地方涵养出众多饱学宿儒之士，也成就了众多传唱千古的精彩文章。扩建东湖，可以说是苏轼为凤翔做过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好事。 

另外，关注民生，忧民所忧，喜民所喜，也是苏轼最让凤翔人感动的地方。原址在凤翔府，后被迁至东湖的喜雨亭，乃苏轼所修。

“喜雨”二字的由来，是大宋嘉佑七年春，凤翔久旱不雨，苏轼与陈太守一起前往太白山求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正好，苏轼的亭子也刚建成，于是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和喜雨亭一样，凌虚台原址也在凤翔府内，为太守陈希亮所建。

可以说，这位陈希亮字公弼的风翔府太守，是苏轼人生中第一位政治导师。军人出身的陈太守，习惯了严格的纪律，故要求下属也很严。凤翔的文武官吏对他都低头服从，可年轻好胜的苏轼就不愿屈从，故尔常常针锋相对。

苏轼最气陈太守的地方有三处:一是陈太守年龄大，常把他视为不太懂事的毛头小伙；二是陈太守不接见他；三是陈太守常删改他起草的公文。可苏轼也只有生气的份，因为毕竟是下级，所以对之也是没办法的。但是不久，他认为能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

原来这位陈太守在官邸中修了一座高台，闲时就到上面观赏风景，也不知为什么，陈太守就叫苏轼写一篇要刻石留记的文章。

苏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他想，这样既可显露自己的才华，又可在文中影射嘲弄下陈太守。所以在这篇《凌虚台记》中，苏轼大写今后高台垮塌后的情景，又暗讽陈老头子从来不了解城外山丘的景色等。

没想到陈太守读过《凌虚台记》后，居然不易一字，命人将其刻石镶嵌于台南。一直到后来两人分手后，苏轼才明白了陈希亮的苦心，随即写了一篇《凌虚台诗》，以此表达自己的懊悔之意和对陈希亮豁达气度的褒扬之意，从而化解了两人之间的恩怨。

而在六十四岁的陈太守不幸去世时，这位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的苏轼，由于彻底了解了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语言非常诚恳，溢滿对陈公弼景仰之情。后人便将《凌虚台诗》加刻于凌虚台之北，一记一诗，南北呼应，为这二人的故事做了个最好的注解。

陈希亮公弼从进士及第开始，一生为官三十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中任职。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京城为官，陈希亮总是嫉恶如仇，从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

了解到他的人品政绩，尤其回味出陈太守的为人之正直，苏轼从内心对他产生极高的敬意。对古人谄媚死者的墓志铭，苏轼一直很反感，故不轻易给别人写墓志铭的，哪怕是皇亲王爷求他也不行。

他一生只写过七篇墓志铭，而每篇都有充分与特殊的理由。但是他却为陈太守专门写了墓志铭，而且除了司马光的墓志铭，这是最长的一篇，可见苏轼是不记仇的人，后来他与陈太守的儿子陈造成了终生好友。

苏轼在凤翔为官近三年，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修筑东湖，为发展凤翔酒业呼吁奔走，这些都是苏轼为凤翔人民做的实事好事。可以说，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让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书生，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仕途的历练，让苏轼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苏轼在政论名篇《思治论》中，对时政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的政弊在于治理国家没有计划，政策更迭，有始无终，然后从多方阐述了其治国要先定计划而后从事的主张。

在凤翔，苏轼还写了许多借古讽今，反对暴政的诗歌，如《石鼓歌》、《李氏园》、《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中》等。当政权利益与百姓疾苦发生矛盾时，苏轼就敢写诗为文，为民直言力争，这种刚直敢为的秉性一被激发，便不可收拾，影响其一生。

凤翔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仕途为苏轼的文学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凤翔八观》、《石鼓歌》、《太白山早行》、《王维吴道子画》等130余篇诗文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佳作，都成于凤翔之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