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监督人”，不要“尊严死”

近日，深圳市人大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大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生前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使其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不少人认为此种“尊严死”方式，尊重患者意愿，可以减免病人痛苦，减轻病人家庭负担，不仅可以让患者一方避免无效付出，也可以避免医院医疗资源浪费，可以使资源效果最大化。然而，笔者认为，对于“临终决定权”的使用，其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监督人”，可以保障患者自由的权利和医院的安全。

      所谓“尊严死”，是指在病人弥留之际，不做过分的治疗，而是用安宁舒缓的方式给予病人最后的关怀，最大程度的减轻他们的痛苦，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与之类似的是“安乐死”，虽都是放弃最后的治疗，但其本质有所不同。“尊严死”指放弃治疗，任由病情发展造成自然死亡，在经历极致病痛的折磨之前保持自己的“尊严”，体面的死去，防止为家属带来可怕的记忆。而“安乐死”则是医院的介入，向患者注射“致死”的药剂，以此达到避免医疗痛苦的发酵。对比于“安乐死”，“尊严死”很明显只是为绝症患者提供死亡手段，而不是像“安乐死”那样医生直介入导致病人死亡，防止被控犯下杀人罪。

       “尊严死”在国外比较盛行，当这个名词流入国内且有医院选择实施时，难免会引起多方争议。赞成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以人为本，考虑了病人当事人的意愿，尤其进行最终决定权，减轻痛苦的同时也缓解家庭压力。反对者则认为活着才是更有尊严的，且如果这种“死亡方式”很容易被打上利益的标签，难免会有家属利用患者遗嘱来逃避继续救治患者的责任。如果患者有极大可能被治疗成功，而因其与家属之间的关系活着家属自身问题，而放弃救治，这岂不是对生命的一种“糟蹋”。故笔者究其双方观点，认为还存在一种方式，可以使“尊严死”顺利安全的进行——有专门的“监督人”。

      这种“监督人”，即介入患者救治流程，明确患者个人真正的意愿，且不会受外界条件的干扰影响，从而使“临终决定权”始终牢牢把握在患者当事人手里。这个“监督人”不可以是病人家属，或者与病人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也不能是医院一方派出，最好是由专门的机构进行介入，避免与患者一方与医院一方沾染利益关系，保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使“临终绝对权”归属与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