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语】我的“终了”我作主

因为《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对其中一条“临终决定权”做出了大胆突破，近日该《条例》修订稿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冲上网站热搜。突破的焦点是：《条例》规定如果患者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获悉深圳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地区，我更关注的是其具体内容，还有“生前预嘱”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推广？

即便是人类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终了”的到来。现实社会的林林总总，或疾病，或意外，让“终了”成为一种痛苦的经历。更痛苦的是，当亲人处于“终了”前的最后时刻，是花重金去挽救，却要饱受异常折磨；还是让亲人心安而体面地离开，但会受制于亲情、伦理、道德、法律等，而可能留有诟病。

一次聚会，聊到这个话题。朋友道，最好是突发“XX梗”，瞬间完事，或衣领里藏着氰化钾之类的，一咬了断。当然，前者“可遇不可求”，且不一定能“终了”，后者则是不可能实现的笑谈。但反映出普通人对死亡持更理性的心态，活着多么美好，但遭受“临终折磨”又是多么痛苦。

把打开这两难症结的钥匙交由自己决定，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的“终了”我作主。当然，“生前预嘱”是一份在患者本人清醒时自愿签署的文件，这是前提。更重要的是，有地方立法来赋予患者对“生前身后事”的自主选择权，从而体现出对生命个体的一种尊重。“接受死亡”不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问题，而成了综合考量后的理性选择，同时坦然接受死亡，也减轻了家人的心理与经济负担。

“生前预嘱”立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但是这条道路尚需更多探索。既有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又需面对医学领域的复杂问题。首要是“生前预嘱”使用范畴如何界定？其次是尽管已签署了“生前预嘱”，但家属仍不愿放弃治疗该怎么办？还有，它与安乐死那种改变死亡进程的区别，如何辨析？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必然会带来诸多落地后的实际问题。因此，对于“生前预嘱”立法，既乐见其成，更期待更多的普及和更全面的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