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的《春游曲》价值何在？

《春游曲》又名《游春曲》《春花曲》，乃唐朝长孙皇后所作，现在郭绍林先生《长孙皇后《春游曲》系伪作——兼论七律的形成史》一文，网上广泛流传，故作此文，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郭绍林先生持这种观点主要依据有以下两点：
1、她（长孙皇后）处在唐初时期，拗体七律尚未流行，这种体裁的作品更不可能由不会作诗者率先尝试。 但胡应麟、胡震亨都不认为七律创自唐初的长孙皇后，可见那首拗体七律《春游曲》确实是伪作，并且到了明代，这首伪作还未出现，或者还未张冠李戴。
2、文献中没有她作诗的记载，说明她不会作诗；诗的内容也与她的履历、身份、性格不符。那么下面我们逐一反驳。

首先看看第一条，她处在唐初时期，拗体七律尚未流行，这种体裁的作品更不可能由不会作诗者率先尝试。

的确唐初时期，拗体七律尚未流行，尚未成熟，但也不能依此就断定此诗是伪作。我们看长孙皇后这首诗，表面上好像是像模像样的七律，中间两联从词句上看也对仗工整，但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好多“失粘”、“失对”等出律之处。隋唐初期，七律格律并未成熟，七言少见，但并非没有，且不说庾信的《乌夜啼》，隋炀帝就有一首《江都宫乐歌》：“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馀秋。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另外和长孙皇后同时代的上官仪、许敬宗都写有这种风格的七言诗。这首不规范的七律正是七律雏形时期的代表作，与长孙皇后所处时期正好符合的。因此，伪作之说，不能成立。

其二：文献中没有她作诗的记载，说明她不会作诗；诗的内容也与她的履历、身份、性格不符。

郭绍林先生认为长孙皇后不会作诗的理由很可笑，“至于她（长孙皇后）是否会作诗，本传不曾涉及，看样子不会，因为历代诸多诗话都没有提到她。”因为没有诗话没有提到，所以“看样子”不会！郭先生的逻辑推理非常不严谨，诗话本身就是搜集的过程，有遗漏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没有搜集在内，所以不存在，实在是本末倒置。

郭先生不仅逻辑推理粗糙，基本资料也没查全，宋代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二九、明代张之象《彤管新编》卷之六、《唐诗类苑》卷之十 、明代黄德水吴琯等《唐诗纪》卷六十 、明代胡震亨范希仁《唐音统签》卷九十七、明代王昌会《诗话类编》卷十二、明代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五、明代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明代曹学佺《石仓歴代诗选》卷一百十二宫闱、明代臧懋循《唐诗所》卷六、明代处囊斋主人《诗女史纂》卷之六、明代钟惺《名援诗归》卷之九、《唐诗归》卷之五、明代施端教《唐诗韵汇》下平、明代赵世杰《古今女史》、明代郦琥《彤管遗编》前集卷之四、清代刘云份《唐宫闺诗》上卷、清代揆叙《历朝闺雅》卷四、清代佚名《唐帝后诗》、清代周寿昌《宫闺文选》、清代伍涵芬《说诗乐趣校注》卷一九、清圣祖敕《广群芳谱》卷一、清代《御定全唐诗录》卷一、巻五，如此诸多论著均明确记载了《春游曲》是长孙皇后的所作，并加以评述，而郭先生单单以明人胡应麟的统计中没有长孙皇后的记载为理由，认定这是伪作。

“假若长孙皇后会作诗，有一首作品传世，以她那样的身份和名气，绝不至于被胡应麟忽略遗漏。”胡应麟漏记的何止只有长孙皇后一个，武则天也在其中，武则天是何等名气，所以武则天的那些诗作也是伪作？！可见郭绍林先生这个论断的确是“看样子”推断出来的。

而郭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诗的内容也与她的履历、身份、性格不符。这一点郭先生倒不是另辟蹊径，独树创新，明朝钟惺的《名媛诗归》卷九中这样说道：“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盛德。诗中连用井上、檐边、花中、树上、林下，一气读去，不觉其复。可见诗到入妙处，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声八病之说，至此却用不著”。

我们看钟惺虽然也夸长孙皇后这首诗作得不错，但还是觉得长孙皇后作为“开国圣母”有失”庄重”，认为“恐伤盛德”。与郭先生的"上苑"是皇家禁苑，不对社会开放，哪有什么"兰闺艳妾"前来"春游"？该诗通篇充斥着"动春情"、"新桃偷面色"、"嫩柳学身轻"、"舞蝶"、"风流"等等词句，显得轻佻、放纵，与长孙皇后一贯谨慎拘泥、克己复礼的性格不符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不过钟惺则更严谨点，虽然不符合心中“贤后”的形象，但还是接受了这诗作的确是长孙皇后所作，而郭先生可则以此为据，轻易的全盘否定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长孙皇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长孙皇后（601年3月15日—636年7月28日），河南洛阳人，小字观音婢。13岁嫁李世民，武德末年，她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她亲自勉慰诸将士。之后拜太子妃。李世民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少好读书，在后位时，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论著驳东汉明德马后，采择“古夫人善事”，撰《女则要录》，丹青与张妙净、朱淑真、管道升等诸位女书法家并称。

长孙皇后有玄武门之胆识果断，驳马皇后之自信从容，赏谢道韫之出众风流，善借古喻今之聪慧睿智，在郭先生眼里竟成连首诗都不会写的呆守礼制的木偶人。

宋朝以朱熹为首的儒家思想将社会和君主对女子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做了重大变革，将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圣人，木偶化，泥塑化，抽离真实的血肉，按自己希望的形象用泥糊起来，放在香烟缭绕的殿堂里供奉。长孙皇后作为他们所推崇的后世典范，也被塑造成无欲无求，无情无爱的木偶人，《女则》也被误解成与《女诫》一般宣传三从四德的封建毒物了，“贤后”更是成了“苦情女”的代名词。大唐风气，胡汉交融，民族大融合时代，张扬个性、袒露着酥胸的大唐美女们岂是后世裹了脚的病小姐可比的？这样真挚坦诚的感情，比后世迂腐虚伪的风气要何止健康百倍！

《晋录》云：“琅琊王凝之夫人，陈郡谢氏，名韬元，奕女也，清心玄旨，姿才秀远。"长孙皇后以谢氏夫人的风姿自诩，自然本人也当得起内外兼修，才貌双绝的，无愧于风流出众。

其实恰恰通过这首诗，我们才得以了解到长孙皇后作为一个女人，也有娇艳妩媚的一面的，她同样是有笑有歌有情有欲，志得意满、踌躇洒脱的女人。

《春游曲》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作为七律，它似有失粘的瑕疵，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形式上自由——格律尚未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也幸好有这样一首诗，能将我们带回贞观年间，充分了解到长孙皇后真实而又可爱可亲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