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发现原来隋文帝与唐太宗都曾经在蜀地伐木造舟过,不过结局却是截然不同,闲暇之余便做了一个对比,以飨读者。
蜀地物产丰饶,特别是都江堰修建以来便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而且因为蜀地居于长江上游,盛产木材,所以隋唐两朝往往造船和建筑什么的,都会从蜀地运出很多的巨型木材。
从这一方面说,蜀地的劳役还是不轻的。然而有意思的是,隋文帝曾征发蜀地的百姓为水工以造船,为水师以巩固江防,为平陈做准备,蜀地的百姓是乖乖配合。结果到了唐太宗这里,“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也就说为了造个船,连蜀地的少数民族都发动了,最后还搞得雅邛眉三州发生了叛乱。
这点就不太能理解了,明明《资治通鉴》上说了,唐太宗在蜀地伐木造舟的时候蜀地堪称是“百姓富庶”啊,又为何连个造船的劳役都不能忍受呢?更何况这样的劳役在隋朝的时候可没少干,隋文帝可不仅仅是征集蜀人造船,还征召他们去上战场;到了隋炀帝这里就更厉害了,不仅造龙舟还大兴土木,却为何不见蜀人反抗?而唐太宗不过是让他们造个船,就被逼得受不了要造反了?
莫非蜀地的老百姓也是会看碟子下菜的,知道隋文帝刑法严峻,隋炀帝更加残暴,所以就算是已经被压迫得卖儿卖女民不聊生了,也不敢奋起反抗;然而却非常清楚地知道唐太宗是个会爱惜民力的好皇帝,所以才敢受了一点点委屈便大肆起义反抗?
其实蜀地的百姓为何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反应,原因已经在史书里写着了。
自李唐建立以来,蜀地就是唐朝的大后方,因为蜀地地形如盆,山川险固,魏晋南北朝以来“天下多乱,唯益州可免”,“隋末剑南独无寇盗”。所以蜀地未曾遭受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得以保存了大量的人口与经济实力,为唐朝的统一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俗话说得好,坐吃山也空。李靖等人在武德年间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时候,得益于蜀地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持。想想李靖在夔州大造船舰,招巴蜀人教习水战,后又依靠巴蜀之地的钱粮船只,发动士兵,大举击溃萧铣。而之前窦轨率巴蜀兵击王世充,之后李靖又带领巴蜀士兵越过南岭,连下九十六州,“岭南悉平”,无不是靠得蜀地的钱财兵力,蜀地百姓的负担不可谓不重。
所以贞观元年的时候高士廉被贬为益州长史,接手的蜀地虽然比不上关中江淮等地的满目疮痍,但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仅“蜀土俗薄”,普通人家里若有重病的父母亲都不愿亲自照料,只将吃的挂在竿子上远远地喂给他们。就连原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的灌溉之利,也被豪强之家侵夺。
而高士廉为了治蜀,一方面在都江堰的旧渠之外另开支渠,进一步扩大灌溉区域,使得蜀地“人以富饶”;另一方面“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让蜀地的教育事业重新发展起来。之后的长孙操、高履行等人在蜀地也并有善政,蜀地才算是渐渐缓过一口气来。
然而蜀地的另一个大问题便是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茅盾比较复杂,这些“獠民”经常犯事。
李唐建立的第二年,集州就有“獠民”起事;武德三年,开州少数民族的首领冉肇起兵攻陷通州、信州,最后被李靖击败。所以唐高祖对蜀地并不放心,任命手腕强硬的窦轨为蜀地的实际主管,之后又让李孝恭与李靖驻守信州,将巴蜀各地首领的子弟召到军中,量材授用,放在身边,名为擢举,实为人质。
一直到武德九年唐高祖传位唐太宗后,窦轨奏称“獠人”反叛,请求发兵镇压,唐太宗没答应,而是说:“獠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怎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么?”从此蜀地的境内才算相对安定下来,很多外族部落都要求内附。
不过所谓的安定也只是一时,因为很快,贞观七年时东西玉洞獠反;贞观十二年时巫州、钧州、明州山獠又叛,巴、洋、集、壁四州也同时发生了叛变;贞观十四年罗、窦诸州也发生了獠叛。
等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为了征高丽,令蜀地大举造舟,从诸獠都要服“半役”的情况来看,造船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绝不下于隋文帝“造大舰名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的档次,也难怪蜀人的第一反应是“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不想服劳役,而是想花钱雇人来造船了。
毕竟蜀地刚从李唐统一战争的重压中恢复过来,现在又要大服劳役,自然不会乐意。而且蜀人本来是打算出钱让潭州的人来造船的,结果搞到最后却是自己卖儿卖女卖田宅,都出不起这个钱。可见蜀地的“百姓富庶”很明显只是刚解决了温饱,才开始奔小康而已,如果富裕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的话,蜀人绝不至于连个雇人造船的费用都掏不起。
所以到了最后蜀地是一时间物价飞涨,动乱不安,普通的百姓是民不聊生,诸獠更不是肯吃苦的主,雅、邛、眉三州一下子就反了。最后唐太宗派军队平定了叛乱,又赦免了蜀人本答应付给潭州的船庸,这才平息了事情。
如此看来,隋文帝与唐太宗皆在蜀地伐木造舟过,结果却截然相反,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蜀地自己本身。
隋文帝造船的时机好,正值蜀地的状况不错,自然一切顺顺利利;而唐太宗就不太走运了,造船的时候蜀地刚刚恢复了点元气,就又来劳役,连诸獠也要服“半役”,蜀地不反谁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