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安居】 我家的“安居工程”——写在“住房公积金制度”三十周年

我家的“安居工程”

——写在“住房公积金制度”三十周年

        金明德

普通百姓人家也有“安居工程”么？我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虽艰难曲折却富有过程感乃至成就感，一旦“完工”，便可实现“幸福安居”之梦而助人生“幸福再出发”。

唐代大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流传千年，是因其发出了亿万“寒士”的共同心声。我不仅经常品读此诗句，且曾于赴成都出差之际，亲临“杜甫草堂”实地体察，乃共鸣强烈，刻骨铭心，盖因我家曾世代没有自己的住房。是30年前新生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助我逐步完成了家庭的“安居工程”，并荣幸地长居于“安居小区”，其“欢颜”之情溢于言表。

谨以此文表达我家“安居工程”的曲折历程及其成果，以献给“住房公积金制度”30周年。

第一章：世居常州城却居无定所

我家自明代起便世居于常州城内，可追溯的最早宗祠在北大街鸣珂巷内，但因家庭贫困而世代居无定所。听老辈人说，新中国成立前曾租住于人民公园北侧的青云坊内。1937年11月底日寇侵占常州，其时祖父已病逝数年，祖母带领家中七口人逃难至武进县湟里乡下；父亲时为“热血青年”，跟随“学生意”的师兄（中共地下党员），在弋桥头奋力为被日寇轰炸而燃烧的南大街商铺灭火，及至鬼子进城才撤出常州，遂与家人失散。父亲一行逃难经过皖、鄂、赣、湘、桂、粤、闵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很多爱国同胞的支持以度日，一年半以后才回到常州。可是青云坊的租屋已被日本鬼子破坏得面目全非，房主因要修缮，乃搬至东下塘继续租房栖身。

没有自己的住宅便注定要不断搬家，此为“流离失所”另一涵义。20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于东下塘，至60年代末下放建设兵团之前，我家就曾先后租房于东下塘、木匠街（现广化街）、横兴弄高头村（现鹏欣丽都原址）、清凉新村等地。每每皆栖身于古运河畔，这冥冥之中的巧合却孕育了我的“运河情结”，此乃后话。

第二章：国有矿山的安居待遇

1971年底因国家煤炭工业发展需要，我从建设兵团被调往煤炭部徐州矿务局当上了煤矿工人，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员。不论单身时住集体宿舍，还是结婚成家后住房，均由公家分配，无需做自己的“安居工程”之梦。

我成家后分配到煤矿工人村一户两大间隔成四小间的平房并带有数十平方米院子的住宅。每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儿，迎着阳光哼着红色歌曲去上班，到了就把孩子放在矿托儿所，不用交费也不用担心，阿姨们照顾得很好。下班回家后，做完家务便认真看书学习，读完了煤炭开采和安全生产规程等全套书籍，还先后完成了补习高中和企管专业的大专学业，忝列“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行列；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堂屋还成为矿山“文学青年”沙龙的活动之地；每年春节前夕，我家院子里人头攒动，一批批矿工拿着红纸前来求写春联。我一面挥笔，一面给他们介绍家乡常州的工业发展和历史文化，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矿工们便赠我“黑脸书生”的雅号。我在这矿山住宅里还先后接待了来自家乡和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此乃我的第一套“安居工程”，是国家给予产业工人的安居待遇。

第三章：买不起三千元一户的旧房

有道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幸运与困难相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享受“人才交流”政策被调往国有无锡电机厂搞企管工作，很多矿工都来相送，矿上的苏南老乡们则外加羡慕我的“运气”。但是到了无锡却因暂无住房而借居于北塘区后祁街34号老民房的小阁楼上。不仅无法直腰，还经常“未敢翻身已碰头”，莫道下班后没地方读书写作，仅楼下两只煤球炉就熏得我呼吸道发病住院治疗。我便每天主动加班，一方面可躲避“烟熏火燎”和老房子的人声噪杂，一方面可在清净的办公室里继续工作和学习。不久有人探得附近小巷内有一户带院子的破屋，因主人出国定居而以三千元价格出售，亲朋好友们皆许以借款鼓励我买下。其时我夫妇俩月收入合计仅百元左右，孩子皆已上学，每月须等发工资计划开支度日，囊中羞涩得竟连三百元都拿不出，再加上房屋修缮也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最终因“穷就穷个债”的老话而不敢借款，被迫放弃。

人生中第一次个人“安居工程”之梦随之破灭。

第四章：西山头顶楼公房的窘境

1988年初我再次由苏锡常“人才交流”回到了常州，一面工作一面深造本科外经专业。父母亲把清凉新村的老公房给我小家庭和祖母居住，自己却租住在浦前老街上。两年后我分得一户七层顶楼50余平米没有电梯的住房，父母得以回归，全家欢天喜地。不料1991年那场暴雨造成屋顶和墙体37处漏水，把家中所有的锅碗盆桶拿来接水都不够，活脱脱读小学时《我家搬进康乐村》课文中描写的：“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滴答滴答下个不停”的情景再现。西山头平顶房夏热冬冷（那时买不起空调），夏季室内极端高温达33度，家具摸上去都“烫手”，赤膊坐着也汗流浃背；冬天室内低温达零下8度，水管和煤气管冻住无法生活，只好找来别人弃之不用的煤炉和煤球，从一楼人家拎来自来水，烧开后浇开水龙头和煤气阀以勉强度日，却因天寒而室内密闭，竟险些因煤气中毒而丧命。其时人到中年，上老下小，工作甚忙，每天早出晚归犹如“打仗”，还难免丢三落四，经常在七层楼道内上下奔跑，累得精疲力竭。待到深夜休息时，总是靠在床背上痴想：何时才能有自己的安居住房呢？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1992年国家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可以个人贷款买房了，福也祸也尚不得知，但这无疑是一声春雷！然而，孩子们已分别上初中和高中，其时教育高收费恰如一座沉重的大山，把工薪阶层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当看到学校的收费项目清单，急得如热锅蚂蚁。别说买房了，日常生活都依然要等发工资才能支付各项开支；即使有贷款，又何时才能还清债务呢……

 第五章：公积金贷款买房安居乐业

就这样犹豫再三熬到了1996年，欣闻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建造三处“安居工程”：每平方米1400元，困难家庭可以优先贷款购买。真乃久旱逢甘霖、枯木要逢春啊！便下决心贷款购买安居房。

正准备签订贷款买房手续时，妻子却因企业倒闭而下岗了，实乃“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晴天霹雳”把我们一下子打蒙了：款还贷么？房还买吗？又是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经不住亲朋好友的鼓励支持，也禁不住实现“安居工程”的梦想，更感念于政府送来的春风，终于“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贷款买房！月供要占收入的一半，压力太大，那就还款时间长些：15年。一切手续办完，位于龙游河畔的“安居小区”里，终于有一户79平米的一楼住宅将属于自己，尽管那房子尚在图纸上；我便时常骑车前往查看进度。

及至1998年下半年，安居房终于交付。经过简单装修，次年元旦，我们一家人无限欣喜地搬进了这户两室一厅明厨明卫的“安居工程”，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喜祝贺。有了自己的住房，我更加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为了还贷，妻子也找了临时工又干了十几年。15年的还款期好长好长，但不论生活有多艰难，我月月都把还款作为第一开支首先支付，及至2012年我退休时，所贷款项连本带息近1.5倍悉数还清，被抵押的《不动产产权证》终于回到了自己手上，从此我们有了真正意义的自己的安居住房！

“一眨眼”24年过去了，原本就简陋的设施也早已陈旧“落伍”，许多当年一起搬进安居小区的老邻居已纷纷搬出去改善了住房，小区也正在努力争取政府前来进行“老小区改造”。而我却怡然自得地继续住在这套“安居工程”里，体会了什么是真正的“安居乐业”。尤其是退休10年来，不仅在这里为履行思想道德宣讲团、红色地名宣讲员、市民规划师、人民建议征集联络员、道路交通安全观察员、“银发生辉”志愿者等社会工作职责，写作了大量调研报告和人民建议，创作了许多正能量的文学作品屡屡获奖，恢复了省、市作协会员身份；还经常从这里再出发，顶风冒雨去各地道德讲堂进行红色基因传承和古运河历史文化保护等主题演讲，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媒体常来采访报道，去年还被评为“常州市十佳老有所为人物”呢……

幸福没有尾声

列位看官：我的“安居工程”历程够曲折够刺激吧，而“奋斗成果”比起当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高档住宅来，确实有些“寒酸”之虞。但是，我有“自画像打油诗”《布衣人生》作为“座右铭”——

“运交华盖无奢求，布衣温饱乐悠悠。

大饼油条可充饥，粗茶淡饭易吸收；

公民亦将国运忧，位卑犹念百姓愁。

躲进陋屋书为伴，三尺案头写春秋！”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前夕，回顾这曲折又富有成效的“安居工程”历程，其中有党和政府的温暖春风，有住房公积金中心多位领导的热心指导，有亲朋好友的“雪中送炭”，有冲破旧思想桎梏而与时俱进的收获，有严格履行合同的诚信实践，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支撑，有誓为改善国计民生和家乡建设而奉献微力的初心使命，还有古运河与龙游河畔的美丽风光。这一切都要由衷感谢“住房公积金制度”，否则我辈将重蹈前辈人居无定所的“覆辙”也。

如今，已年届“古稀”的我坚信，只要有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好政策，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幸福一定没有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