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的真实故事（新编）：12.黄道周的救郑鄤疏

郑鄤的真实故事（新编）：12.黄道周的救郑鄤疏

郑鄤被关进刑部监狱以后，开展了自救行动，他悲愤地写了《痛沥奇冤疏》为自己辩护。在奏疏末尾，他写道：“疾痛呼天，一字一血，字溢忘格。”常州市图书馆收藏的《峚阳全集》中，有一套有眉批文字“此篇最佳”。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感情真挚，说理透彻。这有一个佐证。今人庞乃明、闫志猛著的《教科书里没有的明史》中有篇文章，篇名《“崇祯遭温（瘟）”与“郑鄤之狱”》，该文认为“在辩护疏中，郑鄤提出几个很有说服力的疑问”，并引用了郑鄤写的四点内容。至于崇祯帝看了这篇奏疏以后有什么想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知道的是，这篇奏疏的意见没有被丝毫采纳。

根据郑鄤的记载，朝臣中上疏营救他的共有四人，分别是刘宗周、黄道周、李汝璨和傅朝佑（后二人都是给事中）。笔者这篇文章重点要说的是黄道周的《救郑鄤疏》，因为黄道周是郑鄤最亲密的朋友，郑鄤的生与死，甚至与他的作为有决定性的关系。当然，先说一下刘宗周写及郑鄤案的二篇奏疏，也是不可或缺的。

刘宗周，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他是明末著名学者，士林领袖。他在行政上做过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吏部侍郎，以及左都御史等职，明亡后绝食而死。《明史》把他和黄道周的传记合在同一卷里，最后的赞语里写：“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这是说他们的洞察力多么深刻。又说：“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这是赞扬他们崇高的气节。

崇祯九年（1636）九月，刘宗周在引疾回乡途中，写了一份《身切时艰疏》，表达他对国事的担忧，陈述了一些看法。疏中提到朝廷刑罚不公平的三个案件，郑鄤案是其中之一。刘宗周说，如果根据诬告给郑鄤定罪，怎么能够彰显国家关于人伦的教化呢？并且指出郑鄤案是温体仁在排斥了文震孟以后继续铲除异己的行为。刘宗周说了肺腑之言，崇祯帝把它削职为民。

过了五年，崇祯帝想到了要起用刘宗周，刘宗周复出前写了一道奏疏，疏中再次提到郑鄤案。他说：郑鄤案早已处理，但我觉得皇上您是被温体仁卖了。根据法律条文，杖母是不可以没有原告的。皇上您的明旨，是“乱政之大者也”。刘宗周前后有两篇奏疏写到郑鄤案，观点明朗，直言不讳。笔者所知，他与郑鄤素无往来，甚至都不认识，完全是出于公心，仗义执言。

郑鄤进监狱的时候，黄道周辞职在家。崇祯九年（1636）皇帝起用他，次年给他升了官。他上疏说自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是说自己在七个方面不如哪些哪些人，其中说到“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是明目张胆地为郑鄤鸣冤叫屈。崇祯帝说他颠倒是非，责令回话。于是黄道周的《救郑鄤疏》就在十年（1637）七月顶风而上了。

黄道周的奏疏说理明白、义正词严，他在这篇奏疏中说，我经过六七次誊写，才把奏疏送达皇上您的面前。笔者反复阅读这篇奏疏，把它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

黄道周先说：古代有人做了皇帝的侍从，半年时间就上奏章过百，我蒙皇上复官七个月，才不过写了两篇。大概意思是要皇帝不要嫌他话多吧。接着他联系当时朝廷的实际情况，引用两个官员的奏章内容，指出大多数官员懈怠不振，闭口不言，看起来洁身自好，实际是为了保住官位而已。

然后说到郑鄤的事情。天启二年（1622）郑鄤和文震孟一同上疏，而他黄道周却因为要迎母奉养，三次写奏章却又三次烧掉，确实不如郑鄤。再说六年（1626）携母归养，船过常州，郑鄤的母亲送别，也没有说到郑鄤不孝。

接下来黄道周笔锋一转，以宋代名相韩琦为例，韩琦在中书省大凡见到有奏章谈别人的隐私过失，常常把它遮盖起来，而宋仁宗认为他这样做是忠的体现。然后黄道周举出当时的恶薄风俗，乡党聚谈，喜好刺探别人家的隐私，有的恶棍借以攫取钱财。

黄道周认为朝廷若要扶植纲常，办案必须取显著的，忽略暧昧的；严办大的，忽略细微的。办案中要做到以仁为本，而不可以让阴险的小人借题发挥作威作福。

崇祯帝看了黄道周的奏章，十分恼火，但是也没有太危难他，甚至第二年还给升了官。可能是他要想再拉拢一下黄道周，让他识相地听话，不要老是和他唱反调。

黄道周这次上《救郑鄤疏》，仕途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按照道德和学问，他是东宫讲官的最佳人选，但是继承了温体仁衣钵的首辅张至发说：郑鄤杖母，皇上早就定性了，黄道周却说他不如郑鄤，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太子的老师呢？

崇祯帝把郑鄤定性为“杖母蔑伦，名教罪人”，多数人对郑鄤之事唯恐避之不及，而黄道周却迎危而上，大胆透彻地为郑鄤辩护，原因何在？除了为人正直和敢作敢为的政治品性之外，他和郑鄤的友谊非同一般，在政治上是同道，在学问上互相欣赏，在诗歌上来往唱和，是知根知底信任至深的金石之交。

郑鄤和黄道周的交往开始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之后，他和文震孟、郑鄤三人结为密友，相约“建言报国”。虽然他因迎养母亲而未上疏，但是三人之间的友谊未受到丝毫影响。

天启六年（1626），黄道周送母回乡归养，船过毗陵，到郑鄤家拜见郑鄤的父母。郑鄤的父亲郑振先不会见客人，在郑鄤的同年进士中唯独见过文震孟和黄道周二人。离开常州时，郑鄤的母亲亲自送黄母到船上。

崇祯三年黄道周服阕还朝，路过毗陵时闻听前方有战况，把妻子蔡玉卿寄居在郑鄤母亲处，自己亲往江边探听消息。徐霞客前来追赶，因此发生了黄道周、徐霞客、郑鄤三人友谊的故事，郑鄤为黄道周赠送徐霞客的七言古诗撰写跋文。现今这跋文的石刻，镶嵌在徐霞客故居晴山堂的墙壁上。而后来蔡玉卿书写的《赠郑太夫人》诗二首，《漳浦县志·艺文》记载蔡诗尚存，笔者偶然在网上搜索到蔡玉卿的这二首诗的书法作品在武汉博物馆收藏。可见，郑鄤和黄道周之间的友谊，已经从两个男人之间，扩展到双方的女眷之间，除了方志记录，还有书法墨迹为证，怎不让人怦然心动。

崇祯五年，黄道周因上疏论事而与朝廷意见不合，七八次上奏章请求辞官，终于得到批准。他在南京的神乐观遇到了郑鄤，后来又相见于常州，郑鄤写有《中允五首》和《中允后五首》赠黄道周，黄道周有唱和诗十首。这些诗不仅仅是表达友谊与山水闲情，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期望。

这是黄道周和郑鄤的最后一次见面，黄道周下次再到常州，则是崇祯十七年（1644）冬，明朝已经灭亡。黄道周应南明小朝廷之邀，途中特地到郑园探望，这次是为郑鄤撰写墓志铭了。黄道周在墓志铭里说，郑鄤在己卯那年受害，我本来是想救他，没有想到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说明黄道周在事后不久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能够坦诚地说出来，足见其品格高尚。

人们会联想，黄道周的学问道德是士林楷模，他这样的正人君子，把郑鄤作为亲密朋友，郑鄤怎么可能是杖母之人呢？那些诽谤郑鄤的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诽谤黄道周，于是走了一个曲线，说是郑鄤欺骗了黄道周，所以黄道周才那么信任他。但是这个故事变得太拙劣了，说黄道周见到的郑母，不是郑鄤的母亲，是临时雇请一个老妪来假扮郑母的。

这个故事的出处在哪儿呢，故事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因为篇幅关系，笔者在这里就不说了，有兴趣的读者请查阅拙作《郑鄤研究》，看了有关内容就会一清二楚。当然另外还有说郑鄤欺骗孙慎行以获取信任的，虽然内容不同，但编故事的手法同样拙劣。

郑鄤和黄道周，这两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各自走完了黑白反差的人生道路。郑鄤写给黄道周的诗里有一句：“平分肝胆何方血，独抚头颅早岁斑。”可谓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