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的真实故事（新编）：11.被革职的两个大法官

郑鄤的真实故事（新编）：11.被革职的两个大法官

郑鄤在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十一日被关进刑部，到十年（1637）二月廿八日移送锦衣卫监狱（即诏狱），至十二年（1639）八月廿六日弃市，在狱时间四年不到，前后待过两处监狱。这两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冯英和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他们都因为不同意判处郑鄤死刑而被免职。这是司法部门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大明朝的法律和大明皇帝的皇权之间的矛盾。在帝制社会，皇权高于法律，皇帝超越法律行事的时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

当时的刑部尚书冯英，字美中，号锺华，河北宁晋人。冯英到刑部后，先任右侍郎，后升任尚书，曾上《慎刑八议疏》，主张判罚要慎重，要有依据，要符合法律。

冯英认为郑鄤杖母一案，由温体仁告发，但他只是听吴宗达所说，并非亲见。而今吴宗达和郑鄤的父母都已经去世，难以查证。温体仁在奏章中说，郑鄤家乡的人对郑鄤杖母之事议论纷纷，切齿痛恨。而冯英认为这是“乡人私议”，不是“朝端公论”。冯英明确指出乡人只是“私议”，朝端才是“公论”，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所以他请崇祯帝下旨给武进籍的在京官员，让他们就“郑鄤杖母”是否真有其事，据实奏闻。

冯英的意见当然不符合温体仁假他之手置郑鄤于死地的阴谋，也引起崇祯帝的不满，于是他敦促冯英结案。冯英请求下旨给巡抚、巡按实地调查，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冯英在奏章中陈述了他的鲜明观点：如果现在无凭无据就给郑鄤定死罪，他日物换星移，必定认为我们刑部的拟议不适当，也要认为朝廷的刑罚失去了公平。我一个人的性命不足珍惜，但是国家的法律至关重要。可见冯英铁定认为，依据法律不能判处郑鄤死刑。

由于冯英不肯听从温体仁的摆布，崇祯帝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把冯英革职迁戍。冯英家有八十岁老母，有官员提出让冯英根据出钱赎罪的律令，免去遣戍，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在崇祯十年四月，冯英被发往代州卫戍边。明亡以后，黄道周在为郑鄤写的《郑峚阳年兄墓志》中，说冯英争的是“万世明允之戒”，他称赞冯英，“此真司寇（刑部尚书的别称）也”！

笔者读到这段史料，对冯英不顾个人安危，秉公执法的政治操守十分赞赏。事有巧合，河北宁晋冯氏家族正在研究其先祖冯英和家族的历史，冯英后裔冯志宏先生在常州网看到我的文章，于是通过武进的朋友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们成为微信好友，对冯英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交流。

阅读冯志宏先生撰写的《大司寇冯公大事记》后，笔者再查阅《宁晋县志》，对冯英的生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冯英由科举进入仕途，做过两任县令，所至皆有政绩，任监察御史期间，不畏强权正直敢言，我想这是他审理郑鄤案时敢于坚持原则的思想基础。

另外，冯英的长子和次子的经历也让人感到兴趣与受到感动。冯英的次子冯道隆以荫入仕，做到南京刑部郎中，执法不阿，有他父亲的风范。父子都是口碑极佳的刑部官员，所以他们家被称为“司寇世家”，传为美谈。冯英的长子冯道亨是盂县知县，因父亲年老，辞官回家奉养。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清兵南下，道亨坚守城池，临危授命，又可见他们是忠义之家。

锦衣卫负责审理郑鄤案的是指挥使吴孟明。吴孟明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天启年间，他曾在锦衣卫镇抚使许显纯手下任副职，但他却和许显纯截然不同。许显纯甘当魏忠贤的打手，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吴孟明一方面规劝许显纯不要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一方面他自己想方设法，前后共保护了几十个东林人士免遭祸患。他因此被阉党察觉而遭免职，崇祯帝登基以后，他回到锦衣卫。

吴孟明还有一个特点是有儒者之风。明代任职锦衣卫的一般都是武官或者是功臣后代，后来使用少量的儒士。吴孟明在崇祯十年（1637）升任锦衣卫指挥使，半年以后就晋升为一品官衔，可见他很受崇祯帝的信任。钱谦益在为吴孟明晋升一品而写的序文中说，吴孟明在奏疏中经常引经据典，其内容符合古代书籍的要义。

吴孟明接手郑鄤案以后，询问了两个武进籍的官员，一个是兵部尚书陆完学，另一个是御史王章。虽然陆完学对郑鄤很是反感，他说郑鄤“得罪乡邦，死不足惜”，但是若要说郑鄤杖母，却是不存在的。王章也说郑鄤没有杖母之事。

所以吴孟明对崇祯帝提出两点建议。

他说，陛下如果要惩治不孝之人，常州有个典型案例，有人因为和其父争夺一个女人，用刀砍伤了自己的父亲。这个案件事实清楚，又是近年发生，正适合处罚罪犯以教育不孝之人。而郑鄤“杖母”之事时间相隔太远，事实又不清楚，何必过于追究呢？

吴孟明的第二个意见是，派人到江南把郑鄤的近亲和死去的媳妇的亲属解来京城，当面调查取证。如果确有其事，郑鄤即使有三寸长舌，也无法狡辩。如果郑鄤奸淫童养儿媳致死，则是更严重的罪行。

崇祯帝只采纳了吴孟明其中的一点建议，对为了争夺女人而打斗的父子重新定罪，父亲被判遣戍，儿子被判死刑。这件事事实清楚，吴孟明说得很有道理，所以崇祯帝只得采纳。关于郑鄤案的建议，崇祯帝一概不采纳。因为崇祯帝这时对郑鄤案有了新的想法，想通过重判郑鄤，借以打击清流言官，让他们不要在朝堂上和他唱反调。他要吴孟明做的只是通过刑讯逼供来坐实郑鄤的罪状，至于郑鄤是不是真的杖母，他根本不在乎。

迫于压力，吴孟明对郑鄤进行了刑讯，但他坚持认为郑鄤罪不至死。他在奏疏中写道：我承担了问刑的职责，如果不遵从太祖所定的《大明律》，依据什么办案呢？又说：毗陵多贤者，但是也有假公济私的小人，他们“依符名义，恣行朋害”。这句话，显然是指斥许曦等人做假证的罪恶行径了。

吴孟明这样顶撞崇祯帝，显然不会有好果子吃。清初有一本书叫《畿辅人物志》，里面写到吴孟明此时的心态：当他写了奏章候旨时，听说皇上的态度可能对他很是不利。他说，我没有被逆珰害死，现今如果死在圣主手下，不会感到遗憾。

崇祯帝用对待冯英的办法来对待吴孟明，指责他“藐玩殊甚”，把他革职候旨。

撤了吴孟明以后，崇祯帝大有一鼓作气把郑鄤案拿下的架势。这次改由刑部、锦衣卫、东厂三堂会审，时间是在崇祯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地点在灵济宫。郑鄤受到严厉的刑讯，在公堂上晕死过去，三天后才甦醒。郑鄤以为他的的性命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狱卒告诉他，因为有一个少司寇不同意在判决书上签字，所以还是不能结案。这个少司寇的姓名叫王命璿。

王命璿反对结案，他说：苍天在上，诬服（无辜而服罪）就是枉法，何况他没有诬服。我不怕丢掉头上这顶乌纱帽，不能昧着良心做事。

王命璿之事是郑鄤记载。以往几乎没有研究者提到王命璿这个人，笔者在《明史》也没有找到他的内容。后来在《龙岩县志》发现有他的传，他的资历还不浅呢。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做过知县、御史，天启年间升为大理卿，因为丁忧才躲过了阉党的迫害。崇祯初年就当了刑部侍郎，皇帝曾经在平台召对他，问及律例和狱情，崇祯帝听了不高兴，斥退了他。后来王命璿因为要对边疆用兵失败的宦官追究责任，违背了崇祯帝的旨意，不得不辞官回家。

郑鄤案又被搁置一年，到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才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