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打工是在县种子站,那是一次让我至今难忘的经历。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那年我虚岁十五。
吃过午饭后,父亲对我说:种子站的水泥晒场晒着的砻糠,你把它收起来,送到仓库里去,开一个小工钱给你(当时一个小工是一元二角钱)。让我下午三点钟去。
记得那天母亲不在家,家里也没别的人。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不允许违抗的。孤独无助的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因为有心事,加上大热的天,午休怎么也睡不着,想象着那自己在三伏的烈日下干活,非常害怕。
下午三点,我出现在种子站水泥晒场上。那哪是水泥场,简直滚烫的钢板,地下似乎有火炉在烤。双脚站在地面,虽然脚上穿着黄色的解放鞋,但依然感到鞋底在烫脚。那块被骄阳晒得白花花的水泥晒场又如同一块方方的大蒸锅,不仅高温炽人,连吸入的空气都感到烫,如同吸入了火球。心里害怕极了,心想:今天的小命会不会就送在这里?但父令如山,就是死也要把这活做到底。
有了这想法,倒也放松了许多,虽然心里对父亲一肚子的怨气,但还是走向烈日下泛着白光的水泥场。
一件短袖汗衫,一条长裤,一双球鞋,一顶凉帽,一根毛巾就是我的全副武装。
我先用翻巴(晒场翻谷子的工具,一根竹柄,一头是一块小木板)把已晒得发烫的砻糠堆起来。堆成一垄长条后,然后用大田尺(竹编的大箥箕)装入高大的糠篮。糠篮可能许多人都没见过,那是用竹子编成的很大的框,呈直上直下的圆柱形,口很大,也很高,有大半人高(一米二高左右),上端有粗麻绳作为挑担之用。糠篮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砻糠(稻子的外壳)很轻,如果用普通的稻箩装,装得再多,压得再紧也装不了多少,所以就有这特大的糠篮。
顺带说一下种子站为什么要用许多砻糠。这并不是种子站自己碾米碾出的,这些砻糠是从米厂买来的,经过暴晒杀毒之后,厚厚地垫放在仓库的地面上,再在砻糠上面垫上芦菲。然后才能在上面堆放用麻袋装成的各种种子。厚厚的砻糠不仅起到干燥作用,更起到隔开地面,保温防潮的作用。
砻糠成堆后,用田尺装满一次次倒入高大的糠篮。糖篮装满后,再用扁担挑着送到水泥场边上的仓库里。我个子尚不高,只能把糠篮上面的担绳收到最短,要不然糠篮就在地面上拖,无法挑起。
父亲来了,给我送来了一面盆大麦茶,盆里有一只杯子,还有一盆清水,那是给我湿毛巾擦汗用的,然后说:“别急,慢慢干。”说完成就不见人影,他已回到办公室去了。
一点风也没有。空旷的大水晒场只有我一个人在埋头干活,还有是火球般的太阳在盯着我。
水泥场的北边是一段石砌围墙,围墙边上一排笔直挺立的三白杨,在高温烈日下,树叶被晒蔫了,叶片卷起,一动不动地挂着。
我一人从晒场装、挑、倒,在不断循环往复中,忘记了时间,只感到双臂有点烫,双肩火辣辣地痛。但我看不到胀得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那汗水与砻糠里的灰糊成黑泥在脸上,额上、脖子上、手臂上粘着。我咬着牙挺着,一半是凭着意志,一半是带着堵气。晒得滚烫的砻糠在我一担担硬着头皮、咬紧牙关的坚持下,渐渐少下去,从满满一大堆到三分之二,到剩下一半,再到只剩三分一。
太阳渐渐西沉,但炽烤大地的淫威并没收敛多少。看着剩余不多的砻糠,我终于松了口气。这时父亲的一位同事从办公室出来给我帮忙了。他帮我把地上的砻糠清扫成堆,然后又帮我把砻糠装篮。他说这一堆砻糠有一吨,我听了心里一顿:一吨就是一千公斤,我就是不计算在晒场上收砻糠,装砻糠,倒砻糠的这些活,就光光是从西场挑到仓库里,按每次挑一百市斤(五十公斤)计算,我就要挑二十次,而事实上我每次也挑不到一百斤。
那天,最终还是干完了这件让我十分害怕的事情。
回到家后,我身上几处是又红又痛。一处是我的脸,那是热得涨红的,另一处是我的双臂,被晒通红而且如同抹了辣椒水一样的痛;还有就是双肩,那是被扁担压红的,而且磨出了血印。
父亲下班回家后,给我一张“三联单”,说这是我下午做工的报酬。这只是一张票据,还要自己去税务所交完税之后,再到种子站会计处拿钱。印象中的税务所似乎远离十万八千里,我以为自己不会与税务打交道,没想到我人生打工的第一份钱就是要先交税方可。
我去了东门街上的税务所。一元二角的劳力费,需交百分之五的税,也就是交陆分钱,但却收了我七分钱,其中一分钱是手续费,实际拿到的钱是一元一角三分。
这钱在我心里显得特别沉重。说实话,当时我还很痛恨这钱,其中当然有埋怨父亲的因素,觉得父亲不近人情,为了区区这一元多钱,让我付出这么沉重的劳动和折磨。但后来我很快就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在这事之后,我突然感到没什么苦不能吃,没什么累不能受,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这个改变对我以后的人生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正如《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台词:“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酒都能对付!”以后再苦再累再难也都能走下去,挺下来。
我也常常反思这件事,并设想如果我对自己的儿子会让他做这事件吗?我想也会的,但会注意方式方法及做这事的动机。不管当初父亲的动机是不是给我一种独立自主、历经磨难的教育,但实际中,的确是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还是感谢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