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确定林权

阳山村从76年扩大村址以来直到八十年代初，村里形成了建房热。但群众建房最缺的就是椽子，因为房梁、柱子、门窗框都可以用水泥制品代替，门和窗门可用旧房上拆下来的木料加工。那时沒有木材市场，只有三月十八日西阳集场，有人把祖屋拆下来多余的木料，拿去赶集出售。茅山西边句容的山民也会扛些杂树棍来出售，但跟不上建房热的需求。县里有个木材公司，但僧多粥少，给我们阳山大队每年也安排个把立方的木材票。主要提供给困难户，军烈属的危房改造。为此七十年代初时任书记孔荣贵，还派在外有活动能力的孔生法去江西省釆购一批杉木，按进价分给急需建房的社员。

由于木材紧缺，个别胆大的社员，看中青龙山上的松树，经常顺手牵羊，时不时的偷砍一两株回家，余起来留着建房打家具。这也加深了林场和大队的矛盾，林场认为阳山大队的干部不作为，对社员偷树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由。

1982年，金坛县时任副县长吴卓组织茅东林场王哲和场长和乾元观工区主任，以及我们大队时任党支书蒋忙须，大队会计朱粉林和我召开座谈协调会，开会前先到青龙山林地现场转了一圈，查看了松树的生长和被盗情况后，吴卓副县长提出要确定林权，明确责任。提出青龙山半山腰公路为界，公路以上全为国营林，公路以下为合营林，合营林仍按二八分成，国营林与我大队无关，沒有分成的权利。我们提出异议，认为林场侵犯我阳山大队的松林权益，这样化分我大队享受的合营林面积从2000亩缩减为300余亩。我们辨解说这与合作造林时的协议相差太大了，我们对群众无法交待。吴卓副县长说：“你们所说的协议，现在无档案可查。虽然解放前山地属于你们，但形势变化，合作化后所有可耕地一律归集体所有，国家还规定宜林山地归国家所有。第二过去治虫，松树小可人工防治，成本低，现在飞机治虫，一个架次成本要500元，如折算人工，你们大队也负担不起。今后飞机治虫，合营林也不要你们负担费用，另外你们大队还有700余亩丘陵山地，今后不但可以绿化栽树，还可以发展其他经济植物。

其实县里来找我们大队协调，只是走一个形式，他们已经是内定好的，我们再申辯也是无用之功，只好在确权协议上签字。事后大队护林员孔六明指责我们三人是李鸿章，出卖群众利益，其实只要不违背中央一系列政策，县政府是可以根据本县的具体情况制定一系列政策的。因为当时我大队的主营是粮食生产，要以粮为纲，而林场是以林为主，不可能成为没有林地的皮包林场。县里肯定是要维护林场利益的。林权确定后，林场派出所加强了林区的防盗巡逻，先后发现六队有两个社员偷盗松树，并搜查出被盗树木，他们俩先后被判刑一年。只到九十年代未，马尾松发生了毁灭性的线虫病，被称为松树之癌。青龙山松树被全部倒伐，四十年的场队矛盾，从此烟消云散。加上建材市场的繁荣，这段往事也淡出村民的记忆。

右上角就是青龙山